[轉錄][情報] 中大左翼學會︰超越代議民主.重拾階級 …
※ [本文轉錄自 Marxism 看板 #1DI-I3pv ]
作者: srxcomtx (歹丸郎) 看板: Marxism
標題: [情報] 中大左翼學會︰超越代議民主.重拾階級語言
時間: Fri Feb 4 19:35:29 2011
轉自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
編按:前一陣子香港下屆熱門特首人選唐英年(現任政務司司長),針對香港近來青年(
80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並日趨激進化的發展,發言警告香港80後不要動輒口誅筆伐,以
衝擊手法抗爭,否則將會「車毀人亡」。此般談話在香港學運和社運界引起強烈批判與討
論。上周末更有許多香港社運團體發起遊行反擊,要求打倒官商勾結,建立平等社會。然
而,這篇由香港中文大學左翼學會五位成員所草擬的聲明,除了分析與批判唐英年的論述
之外,同時希望從左翼觀點進一步討論到爭取代議民主制度的問題、侷限與超越。中大左
翼學會也希望透過將這篇聲明刊載於苦勞網上,讓更多有興趣的台灣朋友一同參與對代議
民主制度的重新思辯與討論。(陳柏謙)
中大左翼學會︰超越代議民主.重拾階級語言——回應唐英年
「這是階級戰爭,而我的階級正在勝出。」
——零五年股神巴菲特接受CNN訪問中談美國情景。
唐英年日前在Roundtable的周年活動的發言,引起一輪口誅筆伐。然而在眾多的反對聲音
之中,固有對其保守的觀點作出抨撃,但卻少有聲音直指其階級利益的根源。本聲明的目
的就是要指出,我們置身的、階級對立的社會結構,才是香港以至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
我們必須以整體的經濟結構入手,去分析唐英年這種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觀點,才可獲得整
全的瞭解。
唐英年: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唐英年是誰?他不單只是所謂的「建制」,更不只是「未來的特首候選人」,更加重要的
,他是香港資產階級最赤裸裸的代言人。在其從政的生涯中的幾項重要政策,例如取消遺
產稅、紅酒稅,建議開徵累退的銷售稅等等,均是對資產階級最有利,剝削貧苦大眾的社
會政策。在諸多所謂的建制派之中,從未有人像他如此赤裸。只是這些明顯帶有意識形態
的軌跡,均在香港去階級的主流論述之中無法得見。
怎樣的自由?誰的自由?
唐英年在闡述其個人理念時,開宗名義指出香港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自由。但這是甚麼樣的
自由?他指「我們(香港政府)實施的是市場經濟,企業追求的是商業利益的最大化」。
這絕對跟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些我們認同的自由概念無關。他所呈現的自由觀念其實是
企業競逐利益、剝削勞工的自由,而這樣對自由的理解只是為他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辯護。
唐英年及其利益集團根本無視我們身處的經濟結構,是如何令人不自由。在我們的日常生
活中,從事生產勞動的普羅大眾只能「選擇」被勞役、剝削,這種自由觀是屬於我們渴求
的嗎?
因此,我們應明白到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最為核心的矛盾: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因為代表資
本的資產階級依著剝削勞動去累積財富,就令他們坐擁極多資源之餘,更同時促使他們有
極大的自由。譬如說,坐擁巨大財富的他們已意味著會有更優質的教育、更多的休閒時間
、更有助他們晉陞的人際網絡。在這種模式底下,他們跟普羅市民所擁有的自由,從來都
是極端不平等的。簡言之,生在大富之家的唐英年所享有的眾多權力和機會,本身就是資
產階級獨享的自由。
另一邊廂,普羅市民卻要承擔這個自由觀所衍生出來的責任。所謂的「責任」,就是不應
挑戰既有的狀態,保持社會穩定,尊重企業依法剝削的結果,好讓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可以
順暢地運作。固然,不少人還會憧憬他們可以從社會流動階梯一躍銳變成資本家,從而獲
取更多的自由。可是,這個思維仍然是維繫固有的體制──變了的只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無論如何,資本集團仍舊會壓榨勞動人民從而獲得自由,使得後者永久不自由。試問,
我們還需要再支持這種只能讓資產階級自由的自由觀念嗎?
政經本為一體,何來官商勾結?
在談官商勾結的時候,唐英年可謂貫徹其階級立場,避重就輕的以「不應將複雜問題簡單
化」帶過。言下之意就是其實沒有這麼多官商勾結,只是各位亂扣帽子罷了。那麼,官商
勾結這個問題到底存不存在呢?是不是常態呢?
就左翼的立場,唐英年的說法可謂可笑之極。本來,將狀況說成「官商勾結」就有問題,
因為這彷彿是將問題理解成個別官員與某些商家相互勾結,作出利益輪送而已。就此,我
們正正要表明,「官商勾結」這個保守的說法毋疑是將結構性的問題置換成個人品德的責
難。在現有的體制中,經濟與政治權力從來就密不可分,互相翼贊。比方說,政府的土地
政策,能完全獨立於各地產商的意願嗎?你會相信,李嘉誠說的一句話和我等普通人說的
話力量一般嗎?「商」影響「官」,從來不用只依靠看似黑暗的「勾結」──他們的影響
力本來就被體制所認可。透過撤資也好,人脈影響也好,這些都是確實的權力。有誰聽說
過有龐大資本的會毫無權勢呢?(政體發生重大變革時或許稍有例外,但也不過是稍有而
已。)有哪個商賈會放棄將自己的財力轉化成政治權勢?即使是所謂的代議民主政體,也
不過是將這情況稍為削弱,根本無法真正扭轉這個問題。
代議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妥協
在以上的觀點所映照下,唐英年的「妥協論」就更堪玩味。不少人批評,唐英年認為妥協
是民主的產物這種觀點是相當無恥的,因為他是站在當權者的角度要求弱勢者妥協,毋寧
是將其壓迫合理化。這種批評固然有其道理,但這些道德批評卻忽視了唐英年「民主妥協
論」的客觀合理性。
在資產階級看來,他們自然希望掌握政經的一切,而民眾又逆來順受。但這明顯是不可能
的,於是透過所謂一定程度的「政治放權」,營造某種平等的氣氛,有利社會穩定(附帶
的自然是暢順的資本運作),暗地裡卻仍然是掌管一切。所謂民主本來就是向廣大民眾的
一種妥協,而歸根究底都是一種有利於資產階級統治的妥協。
不少人以為,只要爭取到「雙普選」、一個整全的代議民主機制,種種經濟權力不平等的
問題就會得到解決。然而,從百多年來的現代民主的發展史中看來,議會體制以及所謂法
治都無法真正控制資本,恰好相反,所謂議會以及法律均成為資本統治的最好幌子。早在
一百年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已道出了相當精闢的分析: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
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
資本一旦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
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就以英美兩國為例。二者都是議會民主發展相當成熟的國家。在美國,政治的格局基本上
就是共和黨民主黨輪流執政,但經濟格局基本上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失業的還是失業,
貧窮的還是貧窮。民主黨上台或許會好一點—— 但也只是極其量好一點而已,財富終究
是極度不均。而在重大問題上,比如在金融海嘯時,資本紛紛要求政府拯救他們而且不附
帶任何條件,民主黨最初還是反對的,但一輪「商討」以後還是將屬於人民的數千億美元
拋出去。但真正影響人民的,例如開發一個較好的公共醫療系統卻是處處受阻,因為這嚴
重影響保險鉅子的利潤。
而在英國,因為金融海嘯而引發起緊縮的說法,亦即是要削減公共開支,其中引起軒然大
波的便是提升大學學費。其實要保證財政健全,不少人便指出可透過增加對富豪的徵稅,
甚或只是追回富豪的逃稅便足夠有餘。但為何這些利貧不利富的政策無法推行呢?因為這
些會影響「經濟」,「嚇怕」投資者。說到底,還不是資本的威脅?
儘管完整的議會體制,有著形式的平等,但資本本身龐大的經濟影響力,卻仍可以深入影
響各個社會層面。例如依靠選舉工程所花費的鉅大金額影響政黨的決定、憑藉壟斷大眾傳
媒的宣傳工具操控輿論,或是透過資本外流等威脅政治放棄有利勞工/不利資本的經濟政
策等等。這些根本優勢,本質上不曾因代議民主而有任何逆轉。即使在所謂法治體制上,
資產階級一方面可以輕易地借助其經濟優勢,聘用更好的律師以獲得有利自己的裁決,或
是乾脆以財力拖跨對方;另一方面則可透過法律保護自己免於激進的挑戰。換言之,這個
被不少人崇拜的民主政體本身,所能作的極其有限。
回顧歷史,一旦因為群眾力量日漸壯大,議會欲強推過於激進的改革時,資產階級們絕對
會不惜一切消滅所謂的議會民主,哪怕是以政變、鎮壓、奪權等等詭計,以維持其利益體
系。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希特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佛朗哥、一九七三年智利的皮諾契特
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因此,寄望議會民主能夠反過來駕馭資本從來只是虛妄的設想。
「和平理性」不會有真正的改變
資產階級的妥協並不是無條件的,條件就是社會穩定。而「和平理性」本身非常有利於資
本對人的剝削和資本累積,因此唐英年等人自然樂見「和平理性」。可是對他們來說,「
和平理性」卻不是絕對的價值。當人民的抗爭挑戰他們的利益到某一程度時,國家機器如
警察、軍隊從來都不會手軟下來。
因此,無論是和平靜坐,或是衝擊圍堵這些形式,根本都不是資產階級的焦點;焦點是跟
不跟隨「和平理性」的框架。當反抗仍在框架之內進行,自然是在資產階級的容忍和妥協
之中;然而,一旦有任何方式危害其根本利益,作為代理人的國家機器,就會毫不留情地
撕破「和平理性」的面具。情況就如高鐵動工日期迫近,村民堅持死守,政府便由初時擺
出談判的幌子,不惜改為動用越來越多的武力收地。
僅此可知,整個體制的本質,就是只容許小修小補,如無力的遊行或者代議民主;但不容
許一些從根本影響資本的措施,如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或是攻擊私有產權等根本的反抗。這
種天羅地網的限制猶如勒索,令任何嘗試真正改變的抗爭,都自然是「不和平」、「不理
性」。但是,真正的改變,無法不跳出這種既定的框框。
到底是誰毀了車子?
聲明開首的引文中,巴菲特明言:「這是階級戰爭,而我的階級正在勝出,」可是他隨即
說:「但不應如此。」相反,唐英年卻面不紅耳不熱地闡述這樣的觀點:一切不依規矩的
抗爭,就會帶來「車毀人亡」、「走上一條不歸路」的結局。但是,當人民抵受不了資本
的壓迫而抗爭,出動警察鎮壓抗爭者的始終是統治階級,因此統治階級的責任無法迥避。
而唐英年的比喻無非是把資產階級秩序視為自然,把粉碎抗爭的命令視為不可收回的定律
,故此抗爭者需要為自己的愚蠢負責。
倘若我們只是把唐英年是次的言論視作保守,反對民主或是親中等等立場,我們絕不能把
握表象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的淵源;單是推舉雙普選等等自由主義政治,以及堅持所謂的
「和平理性」,更不能理解以及疏理社會的真正矛盾。我們在此呼籲,我們必須深切反思
資本主義社會的出路,超越狹隘的代議民主政治想像,爭取真正的改變和進步。
二零一一年一月廿一日
發起人:中大左翼學會(覃俊基、陳嘉銘、蕭浩恩、郭英東、陳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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