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轉載）

看板Linguistics (語言學習)作者ahamin (荒漠貓)時間17年前 (2007/03/11 15:30)推噓7(7推 0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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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轉載） http://www.pkucn.com/viewthread.php?tid=172009 轉潘悟雲先生文南方漢語形成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潘悟雲內容提要上古東南大部分地區的居民並非漢族，說的不是漢語，所以東南地區的漢語來自北方，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對於南方方言的具體形成過程，卻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漢人，漢人遷徙到南方以後，在當地土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語言自身的變化，形成了新的漢語方言。另一種觀點，認為這些方言形成的主體是南方土著，他們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學習漢語，形成一種帶有本族母語特徵的混合語，以後通過雙語的中間階段，逐漸放棄了自己的母語，這種混合語性質的漢語就是東南漢語方言。各種印歐語大多通過居民遷徙形成，在印歐語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形成的語言史觀和譜系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漢語的方言史觀，加上中國史書所載，南方在古代人煙稀少，似乎是北方漢族幾次大移民才形成南方的基本居民，這就是第一種觀點形成的背景。但是，近年來發現南方人類基因與北方大不一樣，這說明南方居民形成的主體並不是北方移民，而是原來的南方土著。筆者試圖從南方方言的語言特徵出發，論述東南漢語方言形成的主體就是當地的土著居民，他們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土著語言為底層的混合語。不同的語言史觀會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例如，各種原始語的構擬，就是以譜系說作為出發點。筆者認為漢語南方方言不存在原始語的問題。應該以各個歷史層次面貌的構擬來取代原始語的構擬。一、東南地區居民的古代來源。通常的看法，南方的漢族居民從北方遷來。按古代史書的記載，古代的南方人煙稀少，後來經過幾次大的從北而南的移民運動，南方的人口才增加起來，所以南方漢族的主體是北來的移民。潘悟雲（1985）說：「前漢的漢族居民集中分佈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以南大部分還是人煙稀少未開發地區，浙南和福建除了回浦（今臨海東）和冶縣（今福州）兩地有縣級建置以外，幾乎是空白的一片。」游汝傑（1992）也指出北方大規模漢族南遷的史實，同時據《禹貢》四卷十一期陶元珍《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考》一文製成會稽等古十三郡戶口變化表：年代戶數佔全國人口數佔全國元始二年（2） 635492 5%強 3062079 5%強永和五年（140） 2043322 21%強 7409139 15%強這一百多年間，戶數增加了2.2倍，人口增加了1.4倍。這種增加自然會歸因為北來的移民。但是，近年來中國人類基因調查表明，漢族南方居民的基因更接近於南方的少數民族，而與北方漢族居民明顯不同。如果南方的居民真的大部分來自北方，他們的基因應該接近北方而與南方少數民族不一樣。南北基因的這種差異只能說明，南方漢族居民的主體來自古代南方的非漢族居民。如果對史書的記載作深一層的分析，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古代東南地區居民，文獻上通叫作百越，有於越、甌越、閩越、東越、揚越、南越、駱越等，《漢書·地理志》臣瓚註：「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指的就是這些民族。這些民族的人數並非人們認為的那麼少，我們舉南越（粵）、閩越（粵）、甌越為例。《漢書》記載南越王趙佗上書說：「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這句話有點自吹自擂，但是士卒數十萬應該是有的。他在書中很看不起閩越，說：「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這句話也是言過其實。武帝建元七年閩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漢庭求救，如果閩越只有數千眾，南越也就不必害怕了。當時，漢武帝準備遣兵幫助南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漢書·嚴助傳》，此處說閩越擁有數十萬兵卒，是比較可靠的數字。吳王劉濞造反，說自己「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漢書·吳王劉濞傳》南越派出的三十萬軍隊自然只是全國軍隊數目的一部分，可見趙佗自詡「帶甲百萬有餘」雖然言過其實，但是相去當不會太遠。南越、閩越的甲卒都有數十萬，甚至近百萬，其全國人口當然都以百萬計。吳王濞造反的時候，東甌也派了軍隊到丹徒跟從他作戰，兵力「可萬餘人」，東甌國決不會把全國的兵力都派去幫劉濞作戰，這「萬餘人」只不過是全國兵力的小部分。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雖然不支，但是也相持到漢軍到來，說明東甌的兵力即使沒有閩越那麼多，但是與閩越的「數十萬」相比不會差得太大，如此推測，東甌國也可能有上百萬的人口。南越、閩越、東甌只不過是百越中的三國，根據上面的分析其人口總量可能已經超過元始二年的306207 9。把百越的其他各支加起來，人口數會更多，如元鼎五年漢武帝派伏波將軍平南越期間，甌駱四十餘萬口降，不降的人數估計不會少於此數，所以駱越人數也可能以百萬計。如果再加上會稽、巴蜀、荊揚這些人口密度更大的地方，當時江南的人口當遠遠超過上表中的數字。西漢末雖經過赤眉、銅馬之亂，但是兵亂基本上發生在北方，所以武帝時的江南人口到元始年間不僅不會銳減，還應該會有增加，3062079之數是很值得懷疑的。東甌、東越、閩越三國都被武帝內遷，史書說「地遂虛」《史記·東越列傳》。但是鄭張尚芳（1993）認為被內遷的只不過是王國的君臣、軍隊及王畿居民，實際上仍有大量的遁逃遺民。《太平御覽》卷171引《吳地記》：「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遺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縣」。《宋書·州郡志》：「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者。......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漢代的都尉是為鎮撫少數民族、防備邊患而特設在民族地區的，可見以上三國內遷後的浙江仍然是非漢族居民占主體，而且勢力很大，逼得都尉府連連內遷。南部都尉開始設在冶，即現在的建安，後遷到章安，即現在的台州東，陽朔元年又遷到鄞，在今奉化縣東，最後遷到句章，今寧波慈溪縣西南。一直到東漢，這些地區的越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漢王朝在東甌、東越、閩越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軍事據點，還派驃騎將軍大肆鎮壓。到三國的時候，內陸還是越人的勢力。諸葛恪鎮壓丹陽山越，「獻戎十萬」，其中四萬編入軍隊《三國誌·諸葛恪傳》，丹陽的山越總數自然在十萬以上。丹陽還是接近金陵的地區，更偏遠的地方山越人數會更多，如在新都郡，金奇「萬戶」聚居在安勒山；毛甘「萬戶」聚居在林歷山《三國誌·賀齊傳》。在建安郡，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各率「萬戶」，分別聚居在漢興縣各地。吳五「六千戶」聚居在大潭；鄒臨「六千戶」聚居在蓋竹《三國誌·賀齊傳》。根據文獻上有記載具體數目字的統計，在孫吳的軍隊中，有九萬一千餘名的山越人，晉滅吳時孫吳軍隊有二十三萬人，加上那些沒有具體列出數字的人數，孫吳的軍隊中至少有半數是由山越人充當的葉國慶、辛土成 1982。按這個數字推測，山越的總人數在孫吳的版圖內應該佔大部分。正因為如此，吳國官員必須靠「浮海」才能從會稽到永寧、東冶。《蜀志 ·許靖傳》載靖與曹操書，自述從會稽「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正可印證三國時代的東南各地還是百越人的居住區。移民運動確實會改變江南一些地區的居民構成，如上海居民的基因類型已經屬於北方而不屬於南方了。但是，有好多江南地區的居民仍然屬於南方類型，與古代文獻中關於這些地區有大量北方移民的記錄和戶籍變化情況不一致。當遺傳學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矛盾的時候，我們寧願相信遺傳學的證據，因為文獻材料可以有另樣的解釋，例如，對於文獻記載的移民情況和江南戶口的變化，必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古代根據在冊戶籍統計人口，大量的百越居民是不在統計之內的，還有許多佃戶依附於莊主，戶籍也沒有反映出來。上面所分析的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江南的實際人數與史料所記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此外，群縣建置在上古江南的許多地區確實是一片空白，但這並不說明這裡沒有居民，只不過是漢族的統治集團還沒有把行政管轄權擴大到這些地方而已，這方面的重要原因是這些地區住著非漢族居民，難以把他們置於行政管理範圍，一般只設都尉、侯官加以控制。第二，江南人口在某一個時期的增長，還要考慮到土著居民的自然增長成分，不全部是北方移民的結果。如漢代人口從元始二年的3062079到永和五年增長到7409139，138年內增長1.4倍，好像是一個大數目，實際上年增長率僅0.6%。古代雖然醫療設施比較差，人的壽命較短，但是生育率則比現代高，在沒有戰亂的情況下，0.6%的自然增長率是可以達到的。第三，漢與漢以前，百越的勢力範圍一直延伸到山東半島。林惠祥（1958）確認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徵是有段石錛，其分佈一直到山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山東半島和淮河一帶是東夷的主要活動地區，據《越絕書·吳內傳》對勾踐《維甲令》的解釋：「習之於夷，夷，海也」，可見「東夷」就是「東海」的意思。夏族幾次對東夷用兵，是引起東夷南遷的重要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軒轅氏對蚩尤的用兵，後來周公鎮壓東國之亂，滅奄、蒲姑，「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呂氏春秋·古樂篇》）。奄、蒲姑都屬於東夷集團，奄在今山東曲阜，蒲姑在今山東博興東北。《越絕書》記吳地有淹君城、蒲姑大塚，就是奄、蒲姑之人被逐南遷以後所建。這就像會稽原在泰山附近，所以禹才會「封泰山，禪會稽」，一部分東夷人南遷至越地，也把山名帶到越地。呂思勉認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是很有道理的。鄭張尚芳（1990）考證了兩個山東的古地名，說明山東古地名有越語特徵。《左傳·昭公十年》「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於」，據杜注，夫於在「濟南於陵縣西北」，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於」「於」二字古來通用，「夫於」相當「於陵」。《左傳·桓公十一年》「公會宋公於夫鍾」，夫鍾在今山東寧陽縣北境，北齊改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有龔岳城，改名龔丘縣。「鍾」「龔」皆鍾韻三等字，「龔」見母，從「龍」聲，古音*klo(N，「鍾」，章母古音*kljo(N，二音極相近，故「夫鍾」相當於「龔丘」。夫於改名於陵、夫鍾改名龔丘，其中「丘、陵」二字也是山，不過把語序按漢語語法倒置過來而已。「夫」古音*pa(，正跟今侗台語的「石山」相對當：壯布依泰文傣雅 □佬侗佯黃普標 pla pja pha岩石 pha山崖 p?a pja石 pa岩石 pia石山東和江蘇的夷人與江南的百越同源，秦以後他們雖然漢化了，但是在血統上還與江南一致。後來中原地區大量移民到這些地方去，才改變他們的血統構成，就像現代的上海人基因變作北方類型了。但是，在兩漢到南北朝這段時間，甚至一直到唐宋，這些地區的居民在血統上也許還屬於南方類型，這段時間到江南來的北方移民，有相當大的部分實際上是來自這些地區。比較現代的江淮官話與吳語，江淮官話顯然就是官話化了的吳語，也就是說古代江淮地區與江南的吳地一樣，也都說吳語。這種猜測如果不錯的話，史書上所載吳地大批北方移民中山東、蘇北的移民大概不會改變吳地居民的基因類型。二、南方方言的形成過程。古代越人說的什麼話，有很多意見，大多數人認為屬於古侗台語。如游汝傑（1982）通過量詞的幾個功能比較，討論江南方言中的侗台語底層。韋慶穩（1982）通過對《說苑》中「越人歌」的解讀以及對《越絕書》中幾個百越語詞的考證，認為百越語屬於侗台語。其中最重要的是鄭張尚芳的工作。他把《越人歌》和《越絕書》中勾踐「維甲令」的上古擬音與泰文作了比較，並作瞭解讀（鄭張尚芳 1991，1998），他還對幾個古吳越地名作了考證，認為這些地名的語義可從侗台語找到解釋（鄭張尚芳 1990）。語言地理分佈也能說明百越語與侗台語的關係。Haudricourt曾經論述過縮氣音（implosive）/b 、/d分佈於中印半島，是一個地域性的語音。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音不只是侗台語專有，而且還分佈於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安微、江西、浙江、江蘇，這正與百越文化的地理分佈相一致。潘悟雲（1995）指出漢語中「人」義和作第一人稱的「儂」是百越語的底層詞，它的分佈也同樣是百越文化圈：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廣西、廣東。那麼這些古代的百越語怎麼會演變為現代的漢語南方方言呢？一種觀點認為是北方的漢族移民把漢語帶到南方，逐漸取代了那裡的土著語言，並且在當地土著語言的影響下，加上自身的語言變化，演變為現代的東南諸方言。根據這種觀點，南方方言自然就是從中原的漢語分化出來，所以西方的譜系理論也能適用於漢語方言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這種語言史觀在漢語方言史的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所以會有許多人去構擬原始吳語、原始閩語、原始客家話，等等，但是沒有一家是成功的。這種觀點自然以漢族移民在數量上超越土著居民為前提，但是上文的討論已經說明，實際上的情況是土著居民在數量上超過移民。即使在移民總數超過土著的情況下，只要每次的移民數量不大，也不太可能發生語言的替換。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我們不妨觀察一下上海移民與上海方言的關係，這有助於我們去重構歷史的真貌。上海的外地移民數量遠遠超過上海原來的居民，其中蘇北的移民特別多，但是這些移民是分批陸續到來的。據我們調查，這些落戶上海的蘇北人，在家中說蘇北話，在社會上說上海話，往往帶上蘇北腔。但是他們的孩子在上海話的環境中長大，會說一口純正的上海話，並沒有帶上蘇北腔。所以他們的子女一代已經完全融入上海話的語言社團。這些陸續遷入的蘇北人在總體數量上雖然已經超過原來的上海人，但是他們卻陸陸續續地被上海人所同化。外地移民的母語也可能會影響到上海話，例如寧波移民把「阿拉」帶進上海話，蘇州移民把「儂阿是學生？」的句式帶進上海話，但是上海話的總體格局卻沒有根本的改變。我們再來想像一幅發生在古代東南的語言接觸情景。這裡居住著百越居民，他們很早就與北方的漢族發生接觸了。小股的漢人也開始移居江南一些城鎮，比如會稽、吳、秣陵，有些甚至作了君長，如吳太伯、南越的趙佗等。百越族要學習漢族先進的技術、文化，必須學習漢語。於是在百越社會中就出現了雙語現象，百越人互相之間說百越語，與漢人打交道的時候說漢語，不過不是純正的漢語，而是一種混合語式的漢語，在語音、語序上都留有百越的特徵，也夾雜著一些百越語詞。隨著漢語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種混合語式的漢語中百越成分越來越少。此外，長期的雙語現象，使百越語自身也吸收越來越多的漢語成分，百越語與混合語式漢語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最後百越語就消失了，剩下只有克裡奧爾式的漢語，就是南方方言的前身。《越絕書·吳內傳》記錄勾踐向越民發佈的「維甲令」，進行備戰動員，就是一個典型的混合語材料。鄭張尚芳（1998）曾對它作過解讀。下面是「維甲令」全文，根據鄭張尚芳的意見把原文與註解分開。加粗字體為原文，六號字為註解。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納]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入]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其中「習之於…」、「宿之於…」、「致之於…」、「治…」是漢語，「夷、萊、單、須慮」是百越語，《越絕書》用「海、野、堵、船」對百越語加以解釋。「修內[納]矛」是漢語，「赤雞稽繇」是百越語，意思是「將要修理刀矛」，估計是「維甲令」的原來註解。「維甲令」向越民發佈，說了一句漢語以後，怕一般的百越人聽不懂，又用百越語說一次。「越人謂『人[入]鎩』也」則是《越絕書》作者對它的註釋。「方舟航」是漢語，百越語就是「買儀塵」，意思是「揚眉吐氣地航行前進」，《越絕書》用「往如江也」註釋。「亟怒」是漢語，「紛紛」是百越語，與泰語的fun怒氣沖沖，怒火中燒相對應。「士」是漢語，「擊高文」是百越語，意思是精神振奮，步伐堅定。鄭張尚芳通過與泰文的比較對以上百越語詞作出解讀，具體的比較可參看鄭張尚芳（1998）。通過對「維甲令」的解讀，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勾踐時代，越國說的還是百越語，但是在首都會稽，已經借入許多漢語成分，特別是上層統治階級，在他們的公文用語中已經開始大量地運用漢語，包括漢語的語詞和句式。「維甲令」是對越國百姓的動員令，自然要用百姓能夠懂的百越語，這種百越語已經混有許多漢語成分。但是這種百越語漢人肯定是聽不懂的，當他們與漢人通話的時候，用的一定是漢語，不過一定帶有百越語的特徵。一般老百姓所用的百越語中，漢語成分可能沒有這麼多，所以「維甲令」中的漢語部分，還要加一句百越語，使一般的老百姓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就是一般百越人的語言中，漢語的成分也已經不少了，這從「越人歌」可以窺見一斑。根據鄭張尚芳的解讀，「越人歌」中的「予」我，「州」=「舟」搖船，「踰」=「喻」知曉，瞭解，應該是漢語成分。在現代南方方言中，我們都會碰到一些百越語的底層詞，下面幾個百越詞來自溫州話（鄭張尚芳 1993）：酒罈子，溫州說「埕」dzeN2，龍州壯語說ttiN2。雞虱，溫州說ji31，來賓壯語說jwi2(北)、rei2(南)。袼褙、貼，溫州都說「迫」pa7，壯語說pek7，侗語貼說phek9'。田野，溫州說「垟」ji2<jaN2，傣語平野說jaN2 鳥啄物，溫州說「咄」tai7 (與「奪」白讀同韻)，來自古代的*tot7。武鳴壯語說tout 7。撫摩，溫州說lai4，泰文也說lai4，全同。辱罵，溫州說「鲷貫」kaN5<kon5，泰文作g?n1。稻子開花，溫州說「浪花」lu?6ho1<laN6hua1，武鳴壯語開花即叫lauN5 va1。拋、甩，溫州說tai7，折合成中古音應為曉母質韻合口字，本字考為「镞穴」，《廣韻》於筆切，《廣雅》：「投也」。雲母可歸匣，溫州的聲母僅清濁不同。此字在南方方言分佈得很廣，都表現為清聲母，如泰順蠻講hu?/7，青田ty?/7，上海話hu￡7。拉珈也正說hwit7 大鍋，溫州說d?2<dau2，侗語作tauu1，臨高說d?u1。柚子，溫州說ph?1<phau1，侗語說pau2 不過以上的例子也不一定全是百越語詞的遺留，像武鳴壯語的lauN5 va1就是漢語的藉詞「放花」*pla(Ns qhWra>*pa(N hWμa。但是，溫州話lu?6ho1的來源不直接來自漢語，而來自古百越語中的漢語藉詞。此外，溫州話中還有許多找不到來歷的語詞，也有可能是古百越語留下來的，只不過與現代的侗台語失去聯繫而已。有過南方方言田野調查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種語詞在南方方言中是大量存在的，特別是單音節動詞。許寶華、湯珍珠、錢乃榮（1983）所例舉的上海話單音動詞中，雖然有不少字有漢語的來源，但是還有不少字是無法在漢語中找到來源根據的。如液體急速地從小洞裡射出說pi?1，輕輕擦過說kha)1。這兩個詞也存在於溫州方言，折合作中古音分別是幫母宵韻或蕭韻，溪母庚韻或耕韻。但是在古代的韻書和字書中找不到在音義上可以與它們對應的字。誠然，在古文獻中找不到，並不等於在古代漢語中就不存在，也許它們存在於某個古代漢語方言的口語，只不過在文獻中沒有反映出來。所以，在與所有北方方言作過窮盡性的語詞比較以前，我們不敢說它們一定沒有漢語的來源。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在哪個北方方言或古文獻中有它們的來歷。所以它們有非漢語來源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即使在《集韻》之類的書中找到它們的本字，也並不能說明它們就是漢語。例如，吳閩語中讀作泥母通攝的「人」義的詞，本字考為「儂」，南北朝的許多文獻中已有它的記錄。但是，只要在上古的漢語文獻中找不到它的根據，在北方各方言中找不到它的影子，我們就完全有理由懷疑它是一個百越底層詞，它只流行於百越文化區，「儂」只是後來造出來的一個方言字。這些專為某些方言中有音無字的方言詞造出來的方言字被《集韻》一類韻書、字書所收錄，有許多可能就是百越底層詞，不可能在漢語中找到來源。如果把南方方言中這些詞列出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很一致的現象，它們一般不會是文化詞，也很少是核心詞，大多是動植物名稱、單音節動詞之類，屬於基本詞彙，但是出現的頻率並不是很高。如上面提到的上海話pi?1和kha)1，是基本詞，但是出現頻率不高，一整天的談話中可以不出現它們，它們常常還可以用其他更常用的詞來代替。這種語詞的分佈現象說明什麼問題呢？讓我們想像一下古代百越人學習漢語的過程。人在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惰性，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這些百越人學習漢語有兩類語詞是必須要學習的。一是文化詞，這些文化詞所代表的概念在百越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百越人要學習漢人的文化、技術，這些文化詞是非學不可的。一是核心詞，沒有這些核心詞他們就無法與漢人交談。至於有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基本詞，他們在與漢人的交談中往往可以用其他的辦法避開它們，就像上海人與北京人談話可以用「輕輕擦過」來代替kha) 1這個詞，但是在上海人的語言心理上，用kha)1來表示「輕輕擦過」的意義更準確和方便，所以kha)1這個詞就一直被保留了下來。如果反過來，認為漢語南方方言是北方移民帶來的，其中的一些百越底層詞是他們向百越人學的，那我們就很難解釋，這些漢族人為什麼專挑這些出現頻率不太高的詞語學習。支持新的語言史觀的另一證據是南方方言中百越語語音特徵的遺留。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過，縮氣音是在南方方言中保留下來的古代百越語的語音特徵。那麼這種古老的特徵是怎麼保留下來的呢？是北方漢族移民到南方以後受當地土著影響產生的呢，還是當地土著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從自己的母語中遺留下來的？讓我們也來觀察一下當代的語言接觸情況。在現代有縮氣音的方言區，如浙江的青田，永嘉，我們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因為受當地話的影響，把自己母語中的p-、t-改讀作/b-、/d-的。但是這些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時候往往會把普通話的p-、t-發成/b-、/d-。這裡的道理很簡單，還是語言學習的惰性在起作用：如果不妨礙交際，能不學的就不學。在北京話中沒有p-、t-和 /b-、/d-的對立，/b-、/d-的音色與p-、t-又很接近，如果把北京的p-、t-發成/b-、/ d-，還能聽得懂，並不妨礙交際。青田方言有/b-、/d-而沒有p-、t-，既然可以把北京話的p-、t-發成/b-、/d-，那就不必花那麼大的力氣去學習新的音素。所以，在作語言共時研究的時候，區別性特徵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作歷時研究的時候，特別是追溯語言的古代來源的時候，非區別性特徵就有它特殊的意義，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非區別性特徵因為不辨義，不妨礙交際，所以往往能長時期地保持不變。百越文化區的縮氣音特徵，正說明這些地區的漢語方言是百越人學習漢語的結果。與語音特徵相類似的還有百越語語序特徵的遺留。在南方方言中，我們會碰到北方方言不可能出現的語序，例如，「你先走」說成「你走先」，這也恰恰是侗台語的語序，所以這種特殊的語序也可能是古代百越語遺留下來的。我們在有這種語序的溫州作過調查，還沒有發現北方的移民說自己母語的時候，會受溫州話的影響出現這種語序。而溫州人則往往用這種語序說普通話。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推測古代百越人在學習漢語的時候保留了百越語中這種特殊的語序。三、新的語言史觀導至新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漢語的南方方言並不是從北方漢語方言中分化出來，而是古代的百越語在北方漢語的不斷影響下，通過語言的混合，舊質不斷消亡，新質不斷增加而形成的新語言。這兩種不同的語言發展模型可以圖解如下語言分化模型語言接觸、混合而形成新語言的模型西方歷史比較法完全是以第一種語言發展模型建立起來的，這種方法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所比較的語言從同一母語發展而來；第二，這些語言從母語分化出來以後，互相之間沒有影響。從圖上可以看出，這個模型的每一個節點（node）只有一個入口。但是第二種發展模型則不一樣，現代的東南漢語不是從同一母語分化出來，而是兩種母語的混合結果。每一種方言形成以後，還受其他語言的影響，也就是說一個節點可能有兩個以上的入口。印歐各語言也並不都是縱向分化的結果，它們也受到橫向的其他語言的影響，如英語中也在些詞來自拉丁語、法語。世界上大多數的語言都多多少少帶有其他語言來的藉詞。但是英語的主體部分還是英語本身的，把其他語言的成分去除以後，就可以與其他的日耳曼語言進行歷史比較了。但是漢語南方方言接受北方方言的影響是接連不斷的，影響的最終結果導至語言性質的變換，從原來侗台類的語言變成了漢語。橫向影響構成了南方方言的自身，如果把這些橫向影響去除掉，那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對漢語南方方言歷史的研究絕對不能簡單地運用歷史比較法，近年來西方一些學者試圖用歷史比較法構擬東南漢語方言的原始語，基本上是失敗的，其原因就在於此。我們認為，對於漢語南方方言的歷史研究必須有以下新的內容和方法。 1、以歷史層次構擬取代原始語的構擬。南方方言的原始語是什麼呢？因為一個節點可能有兩個以上的來源，順著節點的線路往上走，可能通向古代漢語，也可能通向古百越語。更重要的是，根據南方方言的語言發展模型，是不能簡單地運用歷史比較法構擬出原始語的。南方方言從百越時代一直到現代，不斷接受北方漢語的影響，每一次影響都會留下歷史層次。我們只有把歷史層次分好以後，才能在同一個歷史層次內部運用歷史比較法。例如我們有100個閩語方言，而且已經把每一個方言的上古層次和中古層次都區分出來了，於是我們可以對這100個方言的中古層次進行歷史比較，但是根據中古層次比較構擬出來的是這個方言的中古面貌。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構擬出這些方言的上古層次面貌。所以，對南方方言這種類型的語言，只能運用歷史層次分析，以後在每一個層次內部進行歷史比較，構擬出各個層次的歷史面貌。 2、歷史層次分析法。語言中的歷史層次很像地層結構，地球在每一個時代都會形成自己的地層，疊加在前一個時代的地層之上。中原地區的方言在每一個時代也都會在南方方言中留下自己的歷史層次。地質學家可以根據各個地層的地貌、化古來推測古代某個時期的氣候、生態、動植物，等等。語言學家們也可以根據各個歷史層次來研究古代某個時期中原地區的語言狀況。例如，歌韻字在溫州方言中有ai（餓Nai）、a（破pha）、?（呵h?）、o（可kho ）等讀音，因為它們是在不同時期從中原傳入，把這些讀音連起來，就反映歌韻在中原地區的發展歷史：ai>a>?>o。中原漢語漢ai ——→唐A ——→宋? ——→元o 溫州方言 ai a ? o （餓Nai）（破pha）（呵h?）（可kho）方言中還有一種很特殊的歷史層次，是由於同一個方言內部演變速度不一致而產生的詞彙擴散現象。青田海溪方言的「奶」在以下幾個詞中有不同的讀音：「奶皮」乳房nA b i，「吃奶奶」tthi/ na/ nE，「奶娘」n? □iE。「吃奶奶」中第一個「奶」na/是nA的促聲化。「奶娘」一詞最文語化，「奶奶」一詞最具俗語的色彩，所以它們的變化速度不一樣，越是口語的詞，越是穩定，變化速度也最慢。「奶」的這三個形式正反映了青田佳韻的演變歷史：nE>nA>n?。一些語言學家認為方言中這類不同讀音不能算是歷史層次。實際上，把它們的名稱叫作什麼並無關重要，重要的是弄清它們的性質。筆者認為不妨也把它們算作歷史層次，它們畢竟也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的。為了把兩者區別開來，把前者叫作外積型歷史層次，後者叫作內衍型歷史層次。外積型的歷史層次可以用來對外來影響的語言進行古音構擬，內衍型歷史層次可以用來進行構擬方言內部的演變歷史。至今，歷史語言學用來構擬古音的辦法主要是歷史比較法和內部擬測法，歷史層次給我們提供了第三種方法——歷史層次分析法。參考文獻林惠祥（1958）中國東南區新石器文化特徵之一：人段石錛，《考古學報》第3期潘悟雲（1985）吳語形成的歷史背景，《溫州師專學報》第四期韋慶穩（1982）試論百越民族的語言，《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游汝傑（1982）論台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第2期葉國慶、辛土成（1982）關於山越若干歷史問題的探討，《百越民族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鄭張尚芳（1990）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民族語文》第6期鄭張尚芳（1991）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越人歌的解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東方語學報》(CLAO)20卷2期冬季號，巴黎。譯文見《語言研究論叢》第七輯，語文出版社，1997（孫琳、石鋒譯）鄭張尚芳（1993）《溫州市方言志·總論》（稿），溫州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鄭張尚芳（1998）《吳越文化通志·古越語章，吳語方言章》（董楚平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9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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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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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chFla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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