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華隆案檔案1-5 (比小說還精采的劇情)已回收

看板Stock (股票)作者Blackrice (國際情勢)時間12年前 (2013/08/21 16:57)推噓4(4推 0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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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ypaper.pchome.com.tw/fld/post/1234768255 范立達華隆案檔案（一）最高法院在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臨時刑事庭會議中，廢止了一則有關自訴的判例。這則判例是「七十年台上字第五０九三號」，判例意旨是說，有權提起自訴的犯罪被害人，應依自訴狀所訴的事實為準，而非以經法官調查結果為準。這則判例到底在說些什麼，想必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在此，先壓下不表。先談談另外一個定義的問題。一般人可能弄不太清楚，什麼是「判例」，什麼又是「案例」。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看到立法諸公們在國會殿堂中高談闊論時，都把「判例」和「案例」搞錯。在此，就先簡單的介紹一下「判例」和「案例」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吧！所謂的「案例」，指的是法官曾經判決過的案子。如果後人提到這件案子的判決情形時，我們就稱它為「案例」。例如說，有人寫信把別人臭罵了一頓，被罵的這個人向法院提出誹謗罪的自訴，可是法院卻判決寫信的這個人無罪。法院提出的理由是，誹謗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必須是「散布於眾」，但寫信罵人，信件並沒有散布於眾的可能，所以不構成誹謗罪。所以，以後當我們提到有關於誹謗罪的「案例」時，就可以舉這個案子為例，說：「以前曾有一個『案例』是如何如何判的。」至於「判例」，指的是最高法院所作的終審判決中，案情同樣或有相類似情節，但判決結果歧異，經過最高法院刑事庭或民事庭會議裡提出討論後，認為應該作成統一見解，經過表決後，定出來的一項結論。例如說，最高法院曾經作成一項判例，認為「有騙沒有到」這種情形並不算詐欺未遂，所以，以後當我們說：「吹牛不犯法」時，就可以引述最高法院的這個判例作為例證。判例對於下級審的法院具有拘束力，但案例並沒有，充其量只能作為參考。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回到前頭。為什麼一開始要提到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裡要廢止的那一則判例呢？因為，那一則判例，其實牽扯到國內司法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案件，而這件案子的偵查階段中，我曾經很用力的跑過。非但如此，在跑這則新聞的過程中，我還目睹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幕後運作過程。這其中的點點滴滴，對我後來的新聞工作以及理念，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這件案子所涉及的人物之廣，以及其中正、反兩方的鬥法之烈，大概也是我跑新聞以來所僅見。這件案子，就是在民國七十九年底爆發的華隆案。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股票上市的華隆公司向證管會申報，出售名下所持有的國華人壽公司股票五百萬股，承接這些股票的人是張家宜和游顯德。其中，張家宜買了二百二十萬股，游顯德買了二百八十萬股，每股的交易價格是一百二十元。也就是說，張家宜付出了二億六千四百萬元，游顯德掏出了三億三千六百萬元。在這次的持股轉讓中，華隆進帳了六億元。上市公司的持股轉讓，在自由經濟市場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原本也不足為奇。不過，證管會為了照顧小股東的權益，所以也特別規範上市公司及董監事們不得任意出脫持股，如果要把手中的股票脫手，必須向證管會申報並且公告。所以，華隆這次賣掉手中的股票，也依規定申報，並且在青年日報上刊出公告。表面上看來，絲毫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不過，這件持股轉讓事件，卻讓一名很細心的記者瞧出了端倪。這名記者，就是當時在財訊月刊擔任執行副總編輯，現任今周刊雜誌社社長的梁永煌。梁永煌對於上市公司的動態一向非常關注，他發現，國華人壽公司其實是華隆集團旗下的子公司之一。華隆把子公司的股票賣掉，目的當然是為了變現。可是，為什麼要變現？是為了降低華隆轉投資的比例嗎？還是缺錢孔急呢？如果只是為了降低轉投資比例，那代表著華隆在得到這筆現金之後，很可能會再作別的投資，記者若能提早掌握到投資動向，那自然是一則不錯的新聞；如果是因為母公司缺現金周轉，所以不得不變賣手中的股票，不必說，那更是一則大新聞。可是，華隆在賣掉五百萬股國華人壽股票的過程中，也實在太怪了點吧！首先，華隆一口氣賣掉五百萬股股票，這個交易量，就大到有點嚇人的地步了。其次，有能力買下這麼大額股票的人，應該有非常雄厚的財力背景才是，但是，與華隆交易的張家宜、游顯德，這兩人在股市中卻是名不見經傳，既非作手，更非大戶。莫非，他們兩人只是某名超級大金主的人頭戶？再者，交易價格為每股一百二十元，這價格，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是很高的。可是，以當時的股市行情比較，國泰人壽的股價已經突破一千元，國華人壽雖然沒有上市，但價格應該差不到哪裡去。以每股一百二十元成交，這算不算賤賣資產呢？梁永煌耐心追查，竟被他查到好東西。原來，和華隆集團交易的張家宜，竟然是當時擔任交通部長的張建邦的女兒，而且位居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一職！而游顯德則是淡江大學的建築研究所的副教授。這一下，梁永煌揭開了一場政商掛鉤的大祕辛。原來，張建邦在擔任公職之前，是淡江大學的創辦人。而他的妻子姜文錙，則是淡江大學的董事長，同時也是華隆公司的監察人，很顯然，張家和華隆集團是有些交集的。而向華隆買下五百萬股國華人壽股票的人，一個是張建邦的女兒，一個是張建邦一手創辦的淡江大學的副教授，華隆賣掉國華人壽股票的價格，又低到令人起疑，這裡頭，要說沒有鬼，要說沒有利益輸送，很難讓人相信。於是乎，梁永煌就在八十年三月號的財訊月刊上發了一則全國大獨家新聞。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台灣股市爆發驚人內線醜聞案─請郝柏村要求張建邦出面說明」。這則充滿爆炸性的獨家新聞中指出，國華人壽在七十八年的每股盈餘高達八十八點五元，每股淨值也達一百二十二點九元，如果扣掉年底配發的現金股利二十一元之後，淨值仍有一百零一點九元，可是，華隆公司卻以一百二十元的價格，把五百萬股的國華人壽股票賣給張家宜和游顯德，這顯然有賤賣資產的嫌疑。稿子中也點出，交易人之一的游顯德，原本是台北市國宅處副處長，在七十年初因為涉及萬芳社區弊案，而被調查局約談，游顯德後來雖被無罪開釋，但卻受到免職處分。失業後的游顯德，受到張建邦的照顧，轉到淡江大學任教，所以，游顯德和張建邦之間的交情應該頗深。這篇稿子更直接寫道，張建邦的妻子姜文錙是華隆公司的監察人，理應善盡監督董事會及經理人的職責，以維護股東權益；不料，她卻縱容華隆公司以低價出售股票給自己的女兒張家宜，此一行為是否已經涉及違法，司法機關應該作進一步的調查。稿子最後一段還向張建邦喊話：「這次張建邦女兒購進國華人壽股票，轉手獲得數十億帳面利益，為什麼華隆公司不願公開標售，而偏偏願意以低價賣給張建邦女兒？身為部長的張建邦應該出面澄清。」不出所料，財訊月刊在三月初一上市之後，馬上轟動全國，甚至連政壇都為之震動。舉例來說，三月八日，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洪昭男就在立法院院會中，公開向行政院長郝柏村提出質詢。他說：「有關交通部張部長的女兒張家宜與游顯德以低於市價近乎十倍的價格向華隆公司購入國華人壽五百萬股的股票，其資金是不是張部長所贈與？可曾繳過贈與稅？希望張部長一併說明.。」郝柏村回答說：「關於張建邦部長女兒購買國華人壽公司股票的問題，張部長對此事非常坦然，並已向本人表示辭職意願，惟本人尚未接受。張部長於此一事件中有無過失，本人認為在未經法定程序確定前，身為政務官應有其尊嚴，我們應該尊重他。如果經過法定程序發覺張部長有責任，無論是法律上的責任、政治上的責任、或是道義上的責任，本人都會尊重張部長意見。此事既已交由法定程序處理，本人希望大家能信任司法，靜待法定程序處理的結果，於此之前，任何輿論或個人的猜測及判斷，均是不必要的。」張建邦請辭？就算郝柏村還沒決定要不要批准，這也是爆炸性的大新聞了！於是，各媒體都紛紛跟著財訊月刊的後頭，繼續追蹤這則新聞的後續發展。在此同時，也有些人看不過去，就向司法單位提出檢舉，指控華隆集團涉及利益輸送行為。提出控訴的人有兩個。其中一個，署名是「一群小股東」，檢舉內容就和財訊月刊寫的差不多；另一個人，則是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柯賜海。其實，柯賜海在司法界已經有名很久了。這個人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總而言之，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台北地檢署就常常會接到柯賜海寄來的告發狀。柯賜海愛告人是出了名的。而他告人，也不是因為別人和他之間有什麼糾紛。他常常是因為看了報紙，發現報紙上提到一些看起來很像是犯罪行為的新聞之後，就把報紙剪下來，貼在信紙上，然後在空白的地方寫上一些有的沒的的感想，然後就寄到地檢署來。在地檢署的作業程序中，這種檢舉信也會被視為一種告發行為。而依規定，地檢署收到民眾的告發狀後，也必須分案交給檢察官處理。很多檢察官看到柯賜海寄來的東西後，都表示頭痛，甚至還有人罵柯賜海是「看到黑影就開槍」，可是，罵歸罵，他們還是得正經八百的寫個簽結報告，或是不起訴處分書才能結案。這對於常常被積案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檢察官而言，自然是雪上加霜了。久而久之，地檢署對於柯賜海的告發狀，也失去了警戒心。分案室相關人員都認為，柯賜海檢舉的案件，一定都是胡亂控告的，不必特別費心處理，只要按照一般正常流程分案即可。也就是說，哪一位檢察官分到了柯賜海的案子，就算他倒霉吧！提到這裡，不免又要叉題一下，要簡單的介紹介紹地檢署的分案程序。一般來說，案子進入地檢署的來源有兩大類。第一類是由司法警察機關移送過來的案件。例如說，車禍傷人事件，警方一定會先處理，之後就要移送到地檢署，由內勤檢察官開庭，決定要讓被告交保或收押；另一類的案子，則是一般的告訴告發案件。這兩類的案子進到地檢署之後，會送到分案室去分案。比較平常的案子，就採「輪分」方式處理，也就是說，不管大小案，地檢署所有的檢察官們大家平均分攤；另一種案子，就必須採用「指分」的方式分案。所謂的「指分」，指的就是由地檢署檢察長批示後，交給某位特定的檢察官處理。會採取「指分」的案件，通常都是案情特別複雜、特別重大，或是特別敏感。這類的案子，如果讓一位剛出道而且經驗不足的檢察官接手，很可能會砸了鍋。當然，如果案情特別敏感的案子，落到一位桀驁不馴的檢察官手上，更可能會「失控」，這絕對不是「上級」所樂見的事情。所以，只要是「指分」的案件，一定都是新聞性頗高的案子。華隆案既然牽扯到華隆集團，又扯上交通部長張建邦家人，按照地檢署的老規矩，這件案子絕對是屬於「指分」的案件。可是，地檢署分案室人員作夢也沒有想到，在他們沒有警覺的時刻裡，柯賜海和署名「一群小股東」的檢舉信，已經寄到了地檢署。而分案室人員看到又是柯賜海的檢舉信時，也大意的沒細看檢舉信內容，就按照「輪分」程序，把案子分給了女檢察官許阿桂。等到地檢署檢察長劉景義後來發覺時，許阿桂已經簽收了這些案子，而且開始進行偵查了。這時，檢察長要把交到檢察官手中的案子拿回來，再分給自己的「心腹」承辦，已經來不及了。誰也沒想到，就是這麼的誤打誤撞，就是這麼的陰錯陽差，卻讓華隆案一發不可收拾。其實，台北地檢署發現華隆案到了許阿桂檢察官手上的過程，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一天，是民國八十年三月七日。媒體報導華隆案疑似涉及利益輸送的新聞已經是沸沸揚揚的時刻了。那天上午，我和其他兩家晚報的記者們到了台北地檢署後，直接衝到檢察長劉景義的辦公室，我把手中的報紙遞到劉檢察長面前，問他：「檢察長有看到這則新聞嗎？地檢署要不要主動偵辦呢？」說起來，我們這三家晚報記者也很壞，行徑有時也很「柯賜海」。有時，當我們看到報紙上寫了一些看起來很像涉及犯罪情節的新聞時，我們就會跑到檢察長辦公室，問他要不要主動偵辦？其實，我們要的只是一句話。只要檢察長說「要辦」，我們馬上就多了一則新聞可寫。而檢察長往往在面對我們時，也大多不會說出「不辦」這種話。所以，這一天，我們一如預期的，得到了檢察長的這句話。不過，這次檢察長說的話比較多。他說：「我會馬上召集檢察官開會研究，看看相關人員的行為有沒有觸法的問題。」他很嚴正的說：「報紙寫得這麼大，我們負責偵查的機關再不行動，沒有立場可言。」我相信，在他說這話的同時，他一定還不知道這件案子已經落到了許阿桂檢察官的手裡了。到了中午快截稿時，我們再去問檢察長。他有些欲言又止的說，地檢署已經受理了華隆案，而且一次受理了兩件，其中，有關於華隆賣股票這件案子，已經按照正常程序，輪分給檢察官許阿桂偵辦了。另有一件華隆賣地案，也按照輪分程序，分給楊楚猛檢察官承辦。當年，台北地檢署有四十多位檢察官。這其中，有些是經常辦大案的檢察官。在我們這些記者眼中，誰手上有大案子，我們自然就多往他們的辦公室鑽。所以，在其他那些平常碰不到大案子的檢察官眼中，當然就覺得吃味。往往，他們就會酸溜溜的說：「哎喲！你們記者專門去找那些『紅牌』檢察官聊天，我們這些『黑牌』的，沒有什麼新聞價值，怪不得你們都不理我們。」其實，這也不能說是記者「現實」，而是情勢使然，不得不然。可是，說實話，許阿桂、楊楚猛這兩位檢察官，在台北地檢署裡，都算不上是所謂的「紅牌」檢察官。這其中，許阿桂更不紅。她的辦公室在台北地檢署五樓。那間辦公室，是記者眼中的冷衙門，記者平常就已經很少進去了，就算進去，也沒什麼人會找許阿桂聊天、挖新聞。印象中，她總是板著一張臉，低著頭在寫公文，很少抬起頭來和別人交談。因此，當我們聽到檢察長說，兩件華隆案，一件分給許阿桂，一件分給楊楚猛時，我們都嚇了一跳。檢察長劉景義有些聽天由命的說：「因為之前已經有人提出檢舉了，我們分案室就分給他們兩個人辦。既然地檢署已經有案在辦，我就不另外指派檢察官專案處理這件案子了。」檢察長沒說，但我們都知道，他也很擔心許阿桂和楊楚猛有沒有能力「吃下」這兩件案子。因為，以往檢察長和他們之間並沒有很密切的互動，所以，對他們的辦案能力如何，檢察長並沒有把握。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真正令檢察長劉景義操心的，倒不是許阿桂的辦案能力，而是她的性格。華隆案最後會發展到幾近於「失控」的程度，是劉景義始料未及的。這兩件案子中，看起來情節比較嚴重的，自然是華隆售股案，也就是許阿桂手中的那件案子。所以，在知道案子已經發交給許阿桂偵辦之後，劉景義檢察長就把許阿桂找來，告訴她要慎重辦理這件案子。同時，劉景義也跟她說，調查局方面已經指定交給北機組偵查了，以後，許阿桂可以和北機組好好配合行動。調查局北機組是一個很特別的單位，在調查局的體系中，它是一個有很優良傳統團體。這個位於中和市永和路裡的單位，最早的名稱叫做「閃電組」，顧名思義，代表他們辦案時的行動「快如閃電」，這和警政系統中的「迅雷小組」、「霹靂小組」有異曲同功之妙。第一任閃電組主任是譚木盛，他後來脫離調查系統，在吳伯雄擔任台北市長時，被延聘為台北市交通局局長，民國八十年，譚木盛轉戰高雄，任市議會祕書長，而且一幹就是十年，直到九十年八月才屆齡退休。續任的閃電組主任中，最有名的一人，就是劉展華。而閃電組也因為有了劉展華這一個靈魂人物的出現，而成為全調查局中辦案績效最佳的單位。後來，吳東明接任調查局局長之後，認為像閃電組這樣的單位應該再多增加幾個，才能有效的打擊犯罪，所以，他就下令在台灣中部、南部、東部，各成立一個性質相同的單位，同時，也把這四個單位一併改名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組」。當我們聽到，華隆售股案是由調查局北機組擔綱負責調查時，我們心中的想法是：「這件案子在分給檢察官時分錯了，所以，在調查局方面就只好補救補救，派出最強的精銳部隊承辦，或許，這樣一來，這案子還不會辦得太離譜。」但不管如何，檢察官才是偵查主體，案子既然分給許阿桂偵辦，我們這些幹記者的，就必須和她接觸。否則，案情的進度就沒辦法掌握。雖然和許阿桂不熟，但我也只好硬著頭皮到地檢署五樓去找許阿桂了。我走進許阿桂的辦公室，到她身邊站了好一會兒，她仍是頭也不抬的低頭寫公文。我很尷尬的掏出名片自我介紹，她撇了一眼，從鼻子裡哼出一口氣說：「喔！你就是范立達呀！我看過你的報導。你跑我們地檢署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嘛！」話是沒錯。我那時雖然還很菜，但是跑台北地檢署也已經跑了兩年多了。這兩年來，我還沒跟許阿桂說上半句話。我知道許阿桂有心挖苦我，覺得我們這些記者們是「看大不看小」，以前大概從沒想到，有朝一日也有會向她拜託求新聞的局面。但事到如今，我也只能任憑她數落了。想不到，她只說了這句話之後，就閉口不談了。這麼一來，我就更尷尬了。我站在她身邊，走也不是，要開口也不是，只能默默的罰站著。過了半晌，她很故意的抬起頭，假裝很驚訝的樣子，看著我說：「咦？你還在呀？你怎麼不去跑新聞？我這邊哪有什麼大新聞好提供給你們這些大記者呀？去！去！去！別浪費你寶貴的時間了。我要結案，沒時間招呼你！」她這麼說，我就更尷尬了。於是，我厚著臉皮，蹲下身去，讓自己的腦袋冒到比她辦公桌稍稍高一點點的位置，這樣子，我和她的眼光就能平視了。我看著她，很誠懇的說：「許公（在司法界中，我們稱呼司法官─不管男女，都要加一個「公」字，以示尊敬），不好意思啦！麻煩妳多少透露一點啦！華隆案現在有什麼進度呢？」她還是不看著我說：「哪有什麼進度哇，我這麼笨，又不會辦案。」我更窘了。我在她身旁蹲了半個多小時，她也不理我，就任我這麼蹲下去。蹲到我腳麻了，蹲不動了，我只好訕訕然的站起來，灰頭土臉的向她告辭後，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情離去。我很慘，是嗎？的確如此。但是，慘的人不只我一個。許阿桂對所有的記者都是一視同仁。不分男女，不論老少，每一個記者到她面前，都是無功而返。至少，她作到了一點，那就是「公平」。對我來說，這一點就很重要了。當記者之後，我慢慢的就體會到，跑新聞時最嚴重的情形還不是採訪對象不理我，而是對我和對其他記者有差別待遇。如果採訪對象是個悶葫蘆，那也不壞，至少，我問不到，別的記者也問不到，頂多是大家通通沒有。但是，如果採訪對象對記者有差別待遇，譬如說，不肯跟我說，卻願意把關鍵案情透露給我的競爭對手，那麼，我的新聞就漏不完了。所以，我想想，也好，既然許阿桂什麼都不肯說，在這一關，我最少並沒有輸給人家。那麼，我就另闢蹊踁，從別的管道去挖這則新聞的內幕吧！辦這件案子的單位有兩個。一個是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許阿桂，一個是調查局北機組。許阿桂不肯說半句話，那麼，我就只好從北機組下手吧！在北機組裡，我還有幾位私交還不錯的調查員朋友。透過輾轉打聽，我終於掌握到一點點案情。提供我線索的朋友點出了一個疑點。他說：「我們最近在清查張家宜、游顯德的資金來源和流向，發現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什麼事呢？「你大概不知道，張家宜的財力狀況吧？」我當然不知道。「我們請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調出來的檔案中發現，張家宜申報七十六年綜合所得稅時，她全年的所得總額只有七十五萬元；她申報七十七年所得稅時，年度所得額也只有一百二十四萬元；七十八年多了一點，但也只有一百五十萬元。她七十九年的所得稅還沒有申報，不過，我看也不會多到哪裡去。你想想看，一個年度所得不到兩百萬元的人，竟然可以一口氣拿出二億六千四百萬元買股票。這錢，是從哪裡來的？」我的耳朵豎起來了。他接著說：「而且，她去年的投資還不只這一筆喔！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她花了兩億六千四百萬元買國華人壽股票。十一月，她還花了四億四千萬元，認購了蘭陽銀行的股分。」蘭陽銀行？這是哪一家銀行？我沒聽過。朋友耐心跟我解釋：「你是記者耶！你看報紙都不看財經版的呀？財政部最近不是說，要開放新銀行嗎？現在，有好幾家財團都在籌備要成立新銀行。其中有一家就是蘭陽銀行。而張家宜就是發起人之一呢！嘿嘿！她還真有錢呀！」我心裡默算了一下。二億六千四百萬、四億四千萬，加起來就是七億零四百萬元了呢！老天，張家宜怎麼可能有這麼多錢？朋友繼續說：「張家宜必須對這些資金來源作解釋。如果說，她本來就很有錢，但是她每年反映在報稅資料上的所得額卻那麼少，那麼，她的行為就涉及短報所得稅。如果她只是漏報，就要補稅罰款；如果是蓄意逃稅，還會有刑事責任。假設說，這些錢不是她的，是別人送她的，那麼，送她這筆錢的人，就要課贈與稅。依我看，如果真是贈與，那贈與稅可能要課到六十％喔！再如果說，這錢不是短報，也不是贈與，就只有一種可能，也就是說，張家宜是個人頭。」他愈分析愈興奮：「你想想看，交通部長的女兒被人家拿來當人頭，這是多麼罕見的事情呀！是誰那麼大膽，敢用她的名字作人頭呢？張家宜事前知不知情呢？這一點，我們可要好好查查！」其實，該查的又何止是這麼一丁點兒問題呢？（待續）華隆案檔案（二）透過報社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張建邦家族和華隆集團之間的關係。先談談張建邦。他在政壇嶄露頭角，應該是從民國五十八年底，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後第一屆市議會選舉時算起。那一年，張建邦才四十歲，就當選院轄市市議會的副議長。在此之前四年，張建邦三十六歲時，就出任淡江文理學院院長，可以說是相當的「青年才俊」。到了七十年底，張建邦的仕途更進一步，成為台北市議會的議長。七十七年初，蔣經國總統辭世，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由於李登輝之前曾經擔任過台北市市長，在府會和諧的氣氛下，和市議會議長張建邦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交情，因此，在七十八年內閣改組時，張建邦就入閣擔任交通部長。表面上看來，張建邦是典型的「學而優則仕」，但事實上，他的政商關係卻不單純，特別是他與華隆集團之間的交情，更是令人側目。張建邦家族會和華隆集團建立起交情，靠的不是張建邦的關係，而是他的妻子姜文錙。華隆集團原本的掌門人是翁明昌。翁明昌生前娶了三個老婆，其中，三房夫人名叫盛彩莉，她和姜文錙是手帕交。翁明昌死後，因為遺產問題，大房、二房的子女結合起來共同對付三房，結果兩敗俱傷，遺產被法院凍結。這時候，姜文錙出面，發揮調人的力量，化解三房子女之間的矛盾，最後總算順利解決遺產方面的問題。也因此，大房的兒子翁大銘出任華隆集團領導人之後，對姜文錙心懷感激，姜文錙也因此成了華隆集團的監察人，爾後，姜文錙的兄弟姜文鉞也出任國華證券總經理，而張建邦的女兒張家宜則擔任國華證券董事。投桃報李，翁大銘也出任淡江大學董事。這兩家的勢力就結合得更密切了。翁大銘非常懂得財務操作，在他接掌華隆集團之後，獲利節節昇高。以民國七十八年的資料來看，當年華隆集團的年營業額已經高達一千八百六十一點四一億元，是台灣各企業集團的總冠軍，連台塑王家、國泰蔡家、台南幫吳家、遠東徐家、新光吳家都差他一大截。透過併購，華隆集團旗下擁有華隆、嘉畜、農林、欣欣及同光等五家上市公司，並掌握國華、洪福、大江、財源四家號子。華隆的翁大銘除了和張建邦家族關係良好之外，他的政界朋友也個個大有來頭。舉例來說，國民黨內的輔選大將關中，就是翁大銘的好朋友。他自己成立了一個「民主基金會」，翁大銘不但一口氣就捐了一百萬元，而且還擔任這個基金會的董事，以示力挺。而關中的妹妹關珠，也在華隆集團旗下的國華證券公司擔任協理。另外，當時擔任台灣省議員，後來曾任台視董事長的鄭逢時，也和翁大銘走得很近。鄭逢時的妻子王玲惠是農林公司的副董事長，弟弟鄭逢德是洪福證券董事長，岳父王繁洲是洪福證券總經理。而當年身為台北市議會副議長的陳炯松，本身也是華松投資公司董事長，他更曾任過太平洋聯誼社董事長。至於林登飛，這位曾經幹過中影董事長的人物，後來也被聘為華隆集團旗下的國華證券董事長。還有一號人物，此人就是原本在洪福證券任董事長的洪錦麗。洪錦麗人稱「洪小姐」，她在政界非常有名，因為她是蔣彥士的「紅粉知己」。據說，洪錦麗的母親過世時，洪小姐要求蔣彥士在訃聞的家屬欄中掛名，可是，想來想去，都不知道該以什麼身分出現才好，最後，不知是誰想了一個妙招，讓蔣彥士的名字出現在訃聞的家族欄中，身分則是「誼子」。這分訃聞流傳在政界裡，傳為笑談。不過，也因為洪錦麗關係，翁大銘與蔣彥士之間也建立了交情。至於翁大銘本人，更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是民國三十九年出生，華隆案爆發時，他才剛過四十歲。他的年紀雖然不大，但平時，他都喜歡柱著一根枴杖，據說，他患有痛風，發作起來時寸步難行，所以枴杖是協助他步行的工具，而並非裝派頭之用，但這一點，外人很難查證。通常，他就一身唐裝打扮，不喜歡穿西裝，就算勉強穿上，襯衫最上端的那顆扣子也不會扣上，領帶更不可能結上。他的身材微胖，邊幅不修，菸不離手，看起來，頗有名士作風，和他的好朋友黃任中的調子很像。但是，在商場上，翁大銘是出了名的「快、準、狠」，在股市的進出中，他更是能影響大盤行情上下的超級大戶。在他的父親翁明昌過世不久，翁大銘接掌華隆之後，把原本已經中落的華隆集團又重新帶起來，更把他父親被力霸王家奪去的產業再搶回來。那一段商戰的歷史，被人稱為「王子復仇記」，至今仍有人津津樂道。華隆售股事件發生後，翁大銘接受新新聞雜誌的獨家專訪。專訪的地點是麻將桌上，這也很妙。他告訴記者，他早已經辭掉華隆任何關係企業的職務了，相關的事業都交給他的弟弟們負責。所以，華隆把股票賣給張家宜、游顯德的事情，和他無關。不過，他對於整件交易的來龍去脈，倒是知道得很清楚。他說，外人覺得國華股票每股賣一百二十元太低了，他自己也覺得如此，也感到很心痛。但是沒辦法，因為行情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縱的。而這麼低的價格，卻又不得不賣，主因是華隆轉投資的華隆微電子要增資，而海外的馬來西亞廠和愛爾蘭廠也需要資金推動。但華隆算一算，轉投資金額已經接近資本額的三十九％，如果不賣一些股票出去，就會違反公司法轉投資比例不得超過資本額四十％的規定，所以，就算是不想賣也得賣，要不然就違法啦！那麼，股票為什麼會賣給張家宜呢？翁大銘說，因為有一次他聽張家宜說她正準備出國唸書，身上又有點錢想找些東西做長期投資，剛好華隆想賣國華人壽股票，他替張家宜算了一下，這筆交易應該還算合理，所以就找華隆公司的人和她接洽，最後就成交了。記者質疑翁大銘把股票賣給張家宜，是利益輸送給張建邦家族。對於這一點，翁大銘就有話說了。他強調，華隆集團又沒有要開航空公司，也沒有要包交通工程，何必把利益輸送給張建邦家族？這麼作對華隆集團又有什麼好處？但他也承認，他和張家的交情很深。翁大銘說：「交情不是用幾斤幾兩量的，也不是用加減乘除算的。我們和張部長家是幾十年的朋友，是兩代世交，在父親還在世的時候就認識了。」至於最關鍵的問題─國華人壽股票有沒有被賤賣？翁大銘更是答得振振有詞。他說，股票本來就是漲漲跌跌嘛！例如上市的國泰人壽，最高也曾飆到一千九百多元，但大跌時也曾跌到一百九十七元。去（七十九）年景氣不好，大家獲利都降，國華人壽能不跌嗎？外界說國華人壽股票現值一千八百元，他聽了也很高興，但未上市股票的行情本來就沒個準，不是人家喊多少，就是多少錢。何況，這筆交易一次就是五千張，大筆買賣本來就該打個折扣吧！翁大銘並算給記者聽。他說，國華人壽在去年底除權後，每股淨值九十元，以一百二十元賣出，還高過淨值三十元，股東有什麼好不滿意的呢？如果股東真的不爽，那可以賣掉股票，不要當股東呀！這一陣搶白，逼得記者是說不出話來。可是，也正這時候，另一枚地雷也爆發了。這枚地雷，就是蘭陽銀行投資案。民國七十九年間，財政部開放民間可以申請成立新銀行，但規定的條件極嚴，成立的資本額必須超過一百億元。這麼龐大的金額，就算是財團也很難一口氣拿得出來，所以大多都得集資。集資並不困難。在銀行業還沒有開放的那個年代裡，銀行是一種寡占的事業，對照當時的官營銀行，如省屬三商銀，股價動輒數百元，社會上對於新銀行的成立都充滿了期待，覺得只要認購了新銀行的股票，一定會大賺。那種感覺，和後來政府開放電信事業中的固網電信給民間經營時，引發瘋狂的搶購認股條的情形是一樣的。只是，當年大家都沒有想到，最後財政部竟然一口氣同意讓十五家新銀行設立，結果造成供過於求的現象。新銀行上市之後，股價紛紛慘跌，至今還有人沒能回本。這情形，同樣也發生在十年後三家固網公司身上，認購固網公司股票的投資人，每個人都賠了一屁股。這是後話，暫且不提。話說財政部同意新銀行申請設立，申請繳件的最後期限是七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就在這天的下午四點五十五分，蘭陽銀行的申請案送進了財政部。這家新銀行的股東成員包括五位法人代表和三百八十四位自然人，首次集資已經籌足二十億元，如果獲准成立，就會把尾款八十一億元補足。蘭陽銀行很特別，它的整個籌備工作都是由宜蘭同鄉會負責。而宜蘭同鄉會的理事長正巧就是交通部長張建邦。或許，也正因為這一層關係，蘭陽銀行的發起人之中，有一缸子人都是淡江大學的教授或主管，另一批人則是華隆關係企業的員工。單單就這一部分來算，他們的投資額就超過五十二億元。這其中，張家宜投資了四億四千萬元，游顯德投資了三億五千萬元，淡江大學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也投資了四億五千萬元，其餘的教授、系主任等等，也分別投資一到三億多元不等。總計，入股的十一位淡江大學教授，總投資額超過三十一億元。社會上一般人稱呼老師，都叫「窮教員」，這個「窮」字，指的是吃不飽又餓不死，薪水剛好糊口，勉強溫飽而已。即使是大學教授，一年年薪也不過一百萬上下，他們怎麼可能隨隨便便就掏出個幾億元，投資新銀行？這太怪了吧？這還不算。新銀行申請案規定，發起人必須交代資金來源。而這十一位淡江大學的教授們，他們的資金來源竟然全部都是「出售中央政府建設公債收入」，而且，他們的公債竟然也都是七十七年期的無記名公債，而公債出售的日期也都是七十九年十月九日，負責賣出的單位也同樣都是華隆集團旗下的中華證券投資公司。咦？這十一位教授怎麼如此行動一致呀？用膝蓋想想，也知道其中有鬼。試想，有沒有可能說，這些年薪最多不過百萬的教授們，每個人都突然繼承了一大筆遺產？然後，大家說好了一道兒去買公債，又約好了同一天一起賣掉，然後再一同去投資蘭陽銀行？有這種可能嗎？別的不說，就說張家宜吧！她接任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時，才三十四歲，可是，她在兩個月之間，先拿了四億四千萬元投資蘭陽銀行，接著又拿二億六千四百萬買國華人壽股票。算起來，兩個月就花掉七億多元，這手筆，實在是大到離譜了。對照起來，蘭陽銀行發起人之中的那批華隆集團員工，他們的資金來源同樣可疑。這些員工年紀多半在二、三十歲之間，但卻能拿出幾千萬，甚至幾億元投資銀行，也很令人訝異。而他們入股金額都是以整批的欣欣股票向銀行質押而來。也就是說，投資蘭陽銀行的華隆集團員工，每個人都買了欣欣公司的股票，而且也都在同一時間，向同一家銀行辦理質押，再投入蘭陽銀行。這合理嗎？事情發展至此，最合理的懷疑就是，蘭陽銀行根本就是華隆集團和張建邦兩方主導的銀行，而淡江大學的教授、華隆集團的員工，其實都是人頭。但是，堂堂大學教授，甚至是副校長，都被拿來當成人頭，這豈不是杏壇醜聞？而歸根究柢，以張建邦家族的財力，是不可能支撐蘭陽銀行的資本的，所以，在幕後扮演金主角色的，很可能就是華隆的翁大銘。此時，翁大銘的政商關係，再度受到矚目。為了釐清翁大銘的政商關係，聯合報在三月十日登出了一則「新聞切片」，標題是「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沒想到，這則特稿登出來之後，卻又再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但這一次，暴風眼在聯合報，感受到這場風暴的，是國內的新聞界。這次事件，就是新聞史上最有名的「徐瑞希事件」。徐瑞希是聯合報財經組的記者，她跑新聞年資不算長，只有四年。華隆案爆發之後，有關張家宜、張建邦、翁大銘等人的背景自然也成為報導的重點。三月九日晚上，徐瑞希回到報社，寫了一則特稿，把翁大銘的政商關係報導出來。這則稿子不長，大約七百多字。稿子的第三、四段是這麼寫的：「翁大銘與民主基金會董事長關中關係密切，也是民主基金會的『幕後金主』，因而被視為非主流派。華隆集團這一次出事，卻曾被陰謀論者描述為『國民黨斷民主基金會奶水』之舉。但是從省籍屬性及政治立場易被歸類為非主流派的翁大銘，在這次張家宜事件中卻明明白白的牽引出他與張建邦的關係，而張建邦卻是被視為親近李總統的要角之一。」「翁大銘與黨政界輩份較長者關係固佳，在政商界外省籍第二代人士中更有堅實的基礎。外界傳說他與執政黨財委會主委徐立德、國防部長陳履安等人時有往來；和在商界的黨政大老黃少谷之子、皇龍投資公司董事長黃任中、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等人更是昔日的好友。一般認為，翁大銘不吝於與部分重要人士分享賺錢的機會，是除了私人交情之外，維繫其政商關係的主要方法。」這則稿子在三月十日的聯合報第三版左下角刊出。或許，報社主管還覺得她寫得不錯，很有可讀性，還在第一版「新聞提要」的位置上，推薦了這則特稿。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則特稿登出來之後，卻讓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非常不悅。見報當天，王惕吾就找聯合報總編輯胡立台說話，要胡立台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刊登啟事說明。這一晚，徐瑞希也被告知報社的處理方式，長官們也安慰徐瑞希，要她不要放在心上。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聯合報第三版刊出了一則五十個字左右的啟事：「本報昨日三版『新聞切片』一文，部分內容引述外界傳說，記者並未查證，特別涉及相關人士致歉，並向讀者說明。」這則啟事登得不清不楚，我們看到報紙，也不知道徐瑞希前一天見報的特稿裡頭，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不過，報社好像向來就習慣於這樣，每次在批判別人時，總是振振有辭，但在道歉時，卻總是語意含糊。不過，這次的迷糊仗，卻讓王惕吾更不滿。他不顧著自己才剛剛出院不久，身上還戴著心律調節，十一日一早，他看過報上刊出的啟事之後，馬上下令在報社召開臨時常務董事會議。在這場會議中，王惕吾指示工讀生發給每一位主管一人一份徐瑞希見報稿子的影印本，上面還批了「謠言不經查證應處分」九個大字。當場，王惕吾就指示聯合報總編輯胡立台、採訪主任周玉蔻，要馬上處理徐瑞希的行為。他下令，三天之內，徐瑞希必須調職、離職或是開除。十二日晚上，徐瑞希休假，但胡立台打了電話給她，要她晚上到報社一趟。徐瑞希懷著不安的心情按時報到，結果卻是三堂會審。會議室裡，聯合報副社長黃年、總編輯胡立台、採訪主任周玉蔻三位主管圍著徐瑞希坐著，他們很委婉的告訴徐瑞希這件事，而且希望她自己辭職，以免在記者生涯中留下一個「被開除」的污點。不過，徐瑞希並沒有屈服，她很堅定的說：「我寧可被開除，絕不能自己辭職。」其實，聯合報的這些主管們，也都覺得王惕吾對徐瑞希的處分太重了，他們也希望王惕吾能手下留情，改變初衷。但是，這些平常能在王惕吾面前說得上話的老人們，如聯合報發行人劉昌平、社長張作錦，這時卻無力改變王惕吾的想法。因此，他們只好轉頭回來向徐瑞希勸說，希望徐瑞希能夠退一步，自己提辭呈，不要鬧到最後變成開除的僵局。十三日，王惕吾給的「三天之內」的期限到了。胡立台不得已，只好簽報開除徐瑞希，發行人劉昌平也批准了，不過，胡立台不忍心把公文貼出來。他把公文壓在抽屜裡，請聯合報副社長黃年出面，再次約談徐瑞希，希望她能夠自己補提一份辭呈，不過，徐瑞希仍然不為所動。王惕吾要開除徐瑞希的事件很快就傳開了。報社上下一片人心浮動。聯合報也始無前例的召開了一次臨時編採會議。在這場會議中，採訪主任周玉蔻表示，徐瑞希寫的這篇特稿，是經她看過之後才出手的，所以，如果徐瑞希有責任，那麼，她一樣也有責任。說到後來，周玉蔻泣不成聲，她說，如果徐瑞希真的被開除了，她也會遞出辭呈，以示負責。事情演變到這樣，真是出乎大家意料。周玉蔻等於是用自己的前途為徐瑞希背書了。而周玉蔻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第二天，她就開始休假，以示抗議。眼看事情鬧得這麼僵，三月十六日，聯合報多位主管和五十多位記者們就聯署了一份請願書，遞交給發行人劉昌平。請願書中提出三點建議，包括：一、應該給徐瑞希說明的機會；二、請求降低對徐瑞希的解聘處分；三、希望報社對記者報導的原則予以制度化。第三點建議其實是一種抗議。因為，徐瑞希當初發了那篇特稿，稿子是經過組長、採訪中心副主任、主任等人看過之後，才能登在報紙上。而且，報社一開始還覺得她寫得不錯，所以才會在第一版的新聞提要上，特別向讀者們推薦這篇稿子。怎麼僅因為董事長王惕吾個人的好惡，一篇好的特稿馬上就被打成問題重重的爛稿？如果說，徐瑞希因為一篇報導，就要面臨被開除的責任，那麼，在審稿過程中層層把關的主管們，是不是也該同罪？總不能每次出事，就把責任往小記者身上推吧！再說，報老闆可能自己有些人際關係不想得罪，但基層的記者們，誰知道老闆和誰的交情好？如果寫了誰，會犯了老闆的忌諱，那麼，老闆是不是該先開個清單，把他的朋友都列出來，告訴大家「這些人不能碰」。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聯合報在處理徐瑞希事件上，不正是如此？當然，在嚴格的新聞自由的定義下，報老闆是無權干涉編輯部對於稿件取捨的決定的。如果說，記者寫稿的時候，還要顧慮到筆下所臧否的人物，會不會觸犯到老闆的禁忌，那麼，所謂的新聞自由根本就不存在。記者的心中還是有個小警總。但在當年的環境裡，報老闆的意志凌駕編輯部之上，卻好像是很自然的事。報社一方面痛恨新聞局、國民黨文工會有事沒事就打電話來關切或干涉報社的編採作業，一方面卻對於報老闆對編採部門的掌控逆來順受，那也是很畸型的發展。記者既然無法對抗報老闆的意志，所以，最卑微的請求就是「請報社對記者報導的原則予以制度化」。不過，這項建議說了也是白說，試想，有哪一家報老闆真的會開出清單，告訴記者們說，「寫到這些人時，只能寫好話，不能寫壞話」。誰會留下干涉新聞自由的證據呢？請願書遞上去了，但是無效，聯合報並沒有改變決定。此時，另一股力量出現了。（待續）華隆案檔案（三）聯合報要開除徐瑞希的消息，很快在新聞界傳開了。在中國時報政治組記者莊佩璋等人的帶頭下，新聞圈發起了一項「記者揭發內幕無罪，老闆豈可隨便辦人」的聲援活動。諷刺的是，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向來是死對頭，而這一次聲援聯合報記者徐瑞希工作權的運動，卻是由中國時報記者發起。聲援活動一展開，不到一星期，就有一百五十多位記者簽名表示支持。這其中，也很有多人是聯合報的記者。發起人之一的自立晚報採訪主任黃清龍（現為中時晚報總編輯）計劃，要在三月二十五日，把這份聲援啟事刊在自立晚報第一版，因此，每一位簽名的記者要負擔廣告費一千元。這項簽名活動是暪不了人的。所以，王惕吾也聽到了這件事。三月十九日，聯合報終於對徐瑞希發出了解聘通知。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日，王惕吾在聯合報定期幹部擴大會議中發表了五十分鐘的訓示，氣呼呼的把徐瑞希罵了一頓，同時，他也提到新聞圈正在進行的聲援活動。他下令，聯合報系的記者們不准簽名聲援徐瑞希，否則一律開除。王惕吾可能怕與會的主管們不能確實把他的指示傳達給報社的每一個人，所以在會後，他又特別交代編政組，把這一次的會議紀錄全文給每一位聯合報系的工作人員。在聯合晚報工作的我，自然也拿到了一份。這份會議紀錄厚達二十八頁。其中，王惕吾訓話的部分，就占了十一頁。以下，就摘要王惕吾當天訓話的部分內容。「這次徐瑞希小姐的事件，新聞刊出的當天晚上，我就批交編輯部，請胡兼總編輯查處。現在的新聞寫作，有沒有這樣的寫法？這完全是純屬臆測、散布謠言。外界的傳說，毫無依據，怎麼能寫成新聞？顯然有違新聞道德，也有違聯合報三十多年來的傳統，所以我要明明白白的對外公開表白，承認錯誤；有錯認錯，有過認過，這是聯合報一貫的作風，不是今天開始。但是，你們那時卻學了人家的，要另外寫篇東西代替更正，以為像搓麻將般的就搓過去了，怎麼可以這樣子，這不是聯合報的作風。」「至於這項報導中提到的皇龍投資公司董事長黃任中，是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並依法對外代表公司，即使他個人或公司有錯，應由他自己負責，既與長輩、親屬沒有關係，就不應該把他的親屬都寫上去。這類的話，我已經講了三十多年，為什麼還要這樣寫？外界有人竟拿這一點做題目，說是黃少老跟我的關係、感情很好，他為此事打電話給我，我才冒火了。今天我正式的給你們講，沒有一個人為這樁事情給我打過電話。而你們又有人臆測，大概是因為我和少老的關係很好，才會發脾氣。果真有這種臆測，那就是想像力太豐富的捏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對自己的人這樣說，對外邊的人也同樣說，這個習慣、這種風氣不改，我們永久都沒有希望。」「我還要講的一段話是，最近外邊有人又在興風作浪，要來打擊我們、攻擊我們，有一些記者、編輯，要每人捐錢出來聯名登廣告，向本報抗議，我也看到他們散發的文件。今天在座的同仁，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猜到我對此事的心境。老實告訴各位，這就是我今天仍然親自來社主持這項會報最重要的一點。」「我剛才對胡兼總編輯已經提到過：我不怕人家；我的一生中，不論別人怎麼攻擊我，我的信念是：『我不自毀，誰能毀得了我！』他們如果要這樣做，我希望他們越鬧得大越好，這樣才能充分區別出『正』、『邪』之分，這是給聯合報一次好機會，你們不要怕，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過去曾有幾十個教授聯名杯葛本報，我理都不理；說什麼高官、要人施壓，我也不會理。這次她這篇報導違反新聞道德、倫理，卻有人要來攻擊我們、反對我們，還以我們為對象造謠，怕他們幹什麼？」「因此，我要成立兩個小組，一個是蒐集外界就這件事對我們惡意攻擊的有關資料；另一個是法律方面的，研究有關法律上的問題，深入暸解相關法律規定，所以我們自己依據民法、刑法、出版法等法規，並就我們對新聞的處理，他們的這種做法，所涉及的有關法規，做透徹的研究，使得我們在法的立場上先有準備，如果他們見諸具體行動後，就立即和他們『大戰一場』，更明顯的讓所有人看清誰是『正派』，誰是『邪派』！」「對於這件事，我們報社自己的人，暸解整個情況以後，假如還有人簽名參加他們的行動，有一個人參加，開除一個；十個人參加，開除十個，絕不姑息，你們都聽到了，我就是要這樣做。他們即使拉民進黨等人士來攻擊我，我也不怕，沒有什麼可怕的！」「新聞有新聞自由，個人行為有個人行為的自由，我不能約束，本報同仁有人要去簽名參加，我也無從反對；但是，你是我們報社的工作同仁，你違反報社同仁應該共同遵守的準則，和報社堅持的原則、立場對抗，我就不能容忍。徐瑞希小姐這種行為所涉及報社的法規，這和國家行政人員的違法亂紀有什麼不同？所以我們認為她違背新聞道德、倫理、違背聯合報社規，像這種情況，還不處理，行嗎？否則，報紙還怎麼能辦得下去呀，辦下去又是什麼樣的報紙，豈不變成以前上海的小報？登些道聽塗說的內幕新聞？如她到外面要寫內幕新聞，怎麼寫，我管不了，因為她有她的自由，但是，她嚴重違反了報社社規，我就要開除，就是基於這個道理。」這段談話的口氣，像不像將軍對著阿兵哥在訓話？王惕吾是軍人出身，沒想到，他辦報多年之後，仍然不改軍人本色。面對外界的挑戰，王惕吾燃起熊熊鬥志，宣示要和他們「大戰一場」！看完這份會議紀錄後，第一次，我深切明白了什麼叫做「寒蟬效應」。原來，新聞界老前輩們真的沒說錯，記者這一行，「出外像條龍，回社像條蟲」。在採訪線上再大牌的記者，回到報社之後，在報老闆的眼中，依然只是個領人家薪水的小伙計。而從這份會議紀錄中，我們也才明白了王惕吾之所以堅持要開除徐瑞希的原因。原來，王惕吾最介意的，還是徐瑞希在稿子中提到黃任中時，把他老爸黃少谷的名字一併帶到這件事。可是，黃任中是黃少谷的兒子，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這麼寫，哪裡有錯？如果照王惕吾的標準，只要是成年人，爸爸歸爸爸，兒子歸兒子，不能牽來牽去，那麼，我們在處理華隆案時，是不是也只能提到張家宜，不能提說她老爸是張建邦？如果我們提到蔣經國，是不是也不能說他是蔣介石的兒子？天下有這麼荒謬的事嗎？再說，如果這真是王惕吾的標準，那麼，把歷年來的聯合報翻出來看看，違反這項準則的人有多少？有沒有通通開除掉？還是只有針對徐瑞希一人？再退一步來說，就算徐瑞希提到黃任中的時候，把他老子黃少谷一併寫出來，這行為若有不當，但是真的就嚴重到非得開除不可嗎？如果說，寫出來的東西是事實，就要被開除，那麼，以前寫錯新聞的記者們，是不是都該下地獄呢？王惕吾口口聲聲跟我們這些員工說，聯合報的精神就是「正派辦報」，可是，在面對一名記者的獎懲時，卻充滿了私心與蠻橫，董事長的權威與權力，完全支配整個報社，這種家父長制的心態，又豈是一個「正派辦報」的報社所當為？但是，形勢比人強，發起聲援運動的新聞同業們也知道，王惕吾這次是鐵了心，把外界對聯合報的批評，當成是一場戰爭來處理，所以他們也相信，如果聯合報的員工真的簽名表態支持徐瑞希，絕對有可能會被開除。因此，在王惕吾作出宣示後，主辦單位就一一知會簽了名的聯合報系記者，勸他們撤簽。大家都明白，勞工是沒有力量和資本家對抗的，就算再不甘願，也只能低頭。於是，所有原本簽名聲援徐瑞希的聯合報記者的名字，都被拉掉了。但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刊在自立晚報一版下半版的聲援廣告中，還是出現了一位聯合報系記者的名字。這人是民生報的記者江澤予。要先強調一點，江澤予和江澤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在民生報採訪中心裡，屬於綜合新聞組，平時的新聞表現還不差。當王惕吾下令，聯合報系的記者都不准簽名聲援徐瑞希之後，聲援運動的發起人就詢問江澤予的意見，看看他要不要把自己的名字撤掉。沒想到，江澤予的態度很強硬，他堅持自己的名字要出現在聲援廣告上，絕不撤下。二十五日，聲援廣告一出來，聯合報系上上下下馬上就知道江澤予要出事了。那一天，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也就是王惕吾的女兒，立即約談了江澤予，而且很明確的告訴他，「最好能夠主動離職」，大家不要撕破臉。可是，江澤予並不同意，他認為，他簽名聲援徐瑞希，這是個人的行為，和工作沒有關係，這是兩碼子事。不過，王效蘭並不接受他的說法。在雙方僵持下，王效蘭建議江澤予可以先休假十一天，要他在休假時順便好好想一想。休完假後，江澤予仍然堅持不主動請辭。於是，民生報也比照徐瑞希事件的作法，寄了一份解聘通知書給江澤予，把他開除掉。不過，江澤予的鬥性可比徐瑞希強多了。徐瑞希被解僱，心中雖有怨氣，但沒有化為實際行動。江澤予被解僱之後，馬上請律師具狀控告民生報，主張民生報的解聘不合法，要求法院裁判確定他和民生報之間的僱傭關係仍然存在。江澤予的這場官司打了一年多。在官司纏訟期間，聯合報系果然如王惕吾所交代的，派出精銳的律師團應戰。律師團不敢承認，江澤予被開除的理由，是因為聲援徐瑞希，他們只好捏造一大堆假證據，說江澤予上班時間不認真，常常有違規行為發生，所以報社只好開除他。聯合報系的律師團為了證明所言不虛，還提出一大堆人證物證。這其中，包括幾位民生報的員工，他們出面向法官證明，以前就很看不慣江澤予在報社的作風，而且也覺得江澤予的言行，根本不配當個記者。另外，律師也拿出一堆民生報員工寫給報社的信，這些信中都是指責江澤予工作表現不當，甚至還有人在信中說「恥與江澤予為同事」，更有人在信中強烈要求報社一定要開除江澤予，否則寫信的員工只好自行請辭。不過，江澤予也很明白的告訴法官，這些證據根本就是事後偽造的。因為，寫這些信的、出面作證的，有些是發行部的員工，有些是印務部的黑手，他們平常的工作地點，根本和編輯部沒連在一起，他們也從來就不認識江澤予，怎麼會對江澤予的言行舉止有那麼強烈的反彈？有一次，我和江澤予私下聊到這件事時，他也很心痛。他說，他從來沒想到，一家自許為正派辦報的媒體，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竟然可以捏造這種證據。而他更心痛的是，員工為了生存，或是為了巴結老板，竟然可以昧著良心作偽證，他不知道人心竟然是如此的險惡。打官司的這十幾個月裡，江澤予一直處於失業狀態。他不是沒有工作機會，他是不敢去工作。因為，他很怕萬一他去新的工作場所上班，聯合報的律師團便會以此作為理由，證明江澤予並沒有因為被聯合報系開除，而失去在職場謀生的能力。他怕會因此而敗訴。所以，那十幾個月裡，江澤予寧可靠著借貸，寧可靠著家裡的接濟，他就是不去找工作，他堅持一定要等到官司結束之後，才恢復上班族的身分。一審官司宣判，法官給了江澤予勝訴的判決。不過，聯合報的律師們立即上訴，江澤予仍然陷入苦戰中。官司打到最後，江澤予終於找到了那分聯合報發給所有員工的會議紀錄。在這份會議紀錄裡，王惕吾那段強硬的談話出現在法官面前。當聯合報系的律師團聽到法官念出這段：「如還有人簽名參加他們的行動，有一個人參加，開除一個；十個人參加，開除十個，絕不姑息，你們都聽到了，我就是要這樣做。」律師知道，再偽造更多的證據也沒有用了，這場官司聯合報註定敗訴。於是，律師馬上向法官表示，他們願意和江澤予庭外和解。律師們向江澤予開出條件，他們說，聯合報系願意支付江澤予自從被開除那天起，一直到和解之日止的所有薪水以及利息，不過，聯合報系仍然不願意讓江澤予回去上班。律師也很坦白的告訴江澤予，就算他拿到勝訴的確定判決，確定他和民生報之間的僱傭關係的確存在，那又如何？聯合報系為了自己的面子，是不可能再接受他回去上班的。如果江澤予硬要回去上班，報社或許會把他調到很偏遠的地方工作，或是把他調到與興趣不符的單位服務，那又有什麼意義呢？因為，資方本來就有權力調整員工的工作範圍，這行為並不違法。所以，再繼續硬碰硬下去，對江澤予並沒有好處。打了十幾個月的官司，江澤予也真的累了。最後，他同意接受律師們開出的條件，領到了聯合報系追補給他的薪水，但他從此之後再也不能踏進聯合報大樓一步了。一場徐瑞希事件，聯合報系「陣亡」了兩名記者。至於事件發生之初，一直揚言要與徐瑞希同進退的周玉蔻呢？她當然沒有辭職，事後，好像也沒受到什麼連帶處分，仍然繼續當她的採訪主任。在這次的事件發生後，我才真正明白，在台灣，所謂的新聞自由，所謂的媒體自主，那條路，還遠得很呢！談完了徐瑞希事件，接著，要再把故事拉回到華隆案的主軸上。前面提到，淡江大學副校長、交通部長張建邦之女張家宜，以及淡大副教授游顯德兩人共花了六億元，買了五百萬股國華人壽股票，他們又同時出資四億四千萬、三億五千萬元，入股籌辦中的蘭陽銀行，這樣的財力，和他們平時的收入顯不相當，因此，外界普遍懷疑他們只是個人頭。而要知道他們究竟是不是人頭，最好的方式就是調查他們的收入來源。這項工作，有兩個單位可以做。一個是辦案的檢調機關，另一個則是國稅局。不料，正當大家靜待國稅局的動作時，台北市國稅局長侯伯烈卻突然開口說，國稅局會尊重檢調單位的職權，有關於資金來源的調查工作，國稅局會等到司法單位調查告一段落後，再來處理。侯伯烈此言一出，馬上引起輿論大嘩。因為，司法調查和行政調查原本就是兩回事。台北地檢署在追查的，是華隆案中有沒有利益輸送的問題。而國稅局要查的，則是張家宜、游顯德兩人的資金來源，是不是涉及贈與或逃漏稅。以往，類似的案件發生時，國稅局總是當仁不讓，不等司法機關調查完畢，就已經馬不停蹄的往稅務方向追查，為什麼這一次，一遇到張建邦家族的人，國稅局卻好像矮了半截，按兵不動了？不過，外界罵歸罵，國稅局就是不動如山。這時，也有人點出，說不定查稅查了半天，也不見得有結果。因為，如果張家宜、游顯德真的只是人頭，那麼，就沒有什麼贈與稅、逃漏稅的問題了。會有這樣的懷疑，其實也很合理。因為，從華隆集團歷年來的紀錄來看，的確是個擅用人頭的企業組織。記得在民國七十七年間，我剛開始跑新聞時，股市就爆發人頭戶弊案，後來檢調單位查出，有大量人頭戶交易的，是國華證券公司。而國華證券正好就是華隆集團旗下的一員。查到最後，案情直指翁大銘，和他的親信李秀芬。但就在此時，華隆集團旗下的另一家關係企業─國華保全公司，有一位副總經理張克斗跳出來認罪，他說，所有的人頭戶都是他找的，和翁大銘無關。檢調單位也傻了眼，查不下去。最後，張克斗被依偽造文罪判刑六個月，翁大銘則是安然下莊。但從那次事件之後，華隆集團喜歡用人頭戶作帳的印象，就深植人心了。只不過，這次的人頭如果是張家宜、游顯德，那還是有點離譜了些。其實，華隆集團惹人爭議的，還不只是愛用人頭這件事。近幾年來，華隆集團有幾次土地買賣交易，也很啟人疑竇。舉例來說，在台北地檢署楊楚猛檢察官手上的那件「華隆購地案」就是個疑點重重的案子。那件案子的案情很單純。翁大銘在七十七年間以自己的名義買下台中西屯區的一筆四千多坪土地，交易價格十億多元。七十九年二月，他把這筆土地賣給華隆集團旗下的嘉畜公司，售價二十八億九千多萬元。短短一年間，翁大銘在這筆交易中淨賺十八億元。這裡面，如果說沒有利益輸送、五鬼搬運的情形，真的很難令人相信。八十年三月十五日，曾經自稱自己不會辦案的檢察官許阿桂，終於展開了行動。這一天，她傳訊華隆公司負責人翁有銘到庭應訊，而且在訊問完畢之後下令交保一百萬元。這筆保釋金額在當時算是天價了。不過，翁家果然財大氣粗，不多時就辦好了交保手續。翁有銘板著一張臉離開地檢署。至於在偵查庭裡，許阿桂到底問了翁有銘一些什麼大、小事，他絕口不提。兩天後，案情又有了新發展。這一天，她指揮調查局北機組約談了淡大副教授游顯德。當辦案人員上門時，游顯德一度開打算拒絕約談。不過，許阿桂好像早就料到他會如此，所以她老早就先開好一張拘票，要調查員預備好，如果游顯德敬酒不吃，就給他吃罰酒。果然，當游顯德表現出想要拒絕約談的動作時，調查局人員馬上把許阿桂開出的那張拘票亮到游顯德眼前，並且警告他說：「游先生，如果你接受約談，我們就這樣走出去。如果你拒絕，那麼，我們只好拘提你。那時，你可能要銬上手銬出門了。」游顯德一看，態度馬上軟化，乖乖的跟著調查人員上車。而調查局也留了一批人下來，他們拿著許阿桂開的搜索票，徹徹底底的把游顯德的住家以及辦公室都仔細的搜了一遍。調查局那種「約談通知書夾帶拘票」的作法，在當時的辦案環境中，是司空見慣的事。可是，這種方式其實是違法的。因為，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時，才能拘提。所以，按照程序，檢察官不能假設被告會拒絕約談，而先開拘票「預備」，一定要等到被告拒絕約談的事實發生後，才能再開拘票。監察院後來也糾正這種辦案模式，認為有侵犯人權之虞。不過，在當時，我們誰也沒覺得這麼做不對。游顯德被帶到北機組後，一再堅稱他不是人頭。辦案人員問他，購買國華人壽股票的資金從何而來？游顯德像是早已經做好準備，他拿出一疊在中華證券投資公司買賣股票、公債的憑單，表示他自己曾經買賣過股票，賺了一些錢，之後又拿這些錢去買公債，最後為了買國華人壽股票，又賣出公債，才籌出三億多元完成交易。不過，當辦案人員問游顯德，他曾經買了哪些股票？交易價格是多少？他卻又說不出來。調查員看他說得漏洞百出，也不想為難他，只叫他好好再想一想。第二天上午，調查員把游顯德移送到台北地檢署。許阿桂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看卷、看筆錄，等到有點頭緒時，已經到下午了。她開庭訊問游顯德，但游顯德仍然堅持他不是人頭。許阿桂看他堅不吐實，臉色一沈，宣示說：「收押禁見！」就這樣，堂堂一位研究所副教授就此身陷囹圄。游顯德被收押，代表華隆案的偵查行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偵查中收押被告，期限只有兩個月，如果必須延長，經法院批准後，可以再延押兩個月。這也就是說，無論如何，只要四個月時間一到，檢察官就必須放人。如果不想放人，那麼就一定得在四個月之內起訴被告。用一種比較生動的比喻來說，檢察官辦案可以像鴨子划水，靜靜的查、慢慢的查，但是，一旦開始羈押被告，那就等於按下了倒數計時的碼表，她必須在四個月內把案子辦完。許阿桂真的把偵查的腳步加快了。三月二十日，她打電話叫了一批北機組的調查員到她辦公室，事前，她並沒有告訴北機組，為什麼她要調一群人過來。這群調查員到她辦公室之後，才知道她要帶隊去搜華隆和中華證券這兩家公司。這次的搜索行動大有斬獲。許阿桂除了查扣大批的帳冊之外，在中華證券的保險櫃裡，她搜出華隆之前賣給游顯德和張家宜的五百萬股國華人壽股票。賣出去的股票怎麼會在中華證券？不是應該在游顯德、張家宜手上嗎？許阿桂二話不說，馬上下令把這五千張股票全數查扣。中華證券公司的主管出面抗議。他們說，這是游顯德、張家宜要求中華證券替他們集中保管的資產，檢察官怎麼可以查扣？如果掉了，誰負責？許阿桂也很強硬。她說：「如果怕股票遺失，或被調包，那好，我們就先影印一分下來。」這一影印，可不得了。五千張股票通通都要影印。調查員苦不堪言。他們向中華證券借了兩台影印機，把這一大疊股票一張一張影印下來。結果，其中一台影印機還因為不堪負荷，當場燒壞了。在搜索華隆公司時，還出現一段小插曲。據一名調查員事後跟我說，當他們在華隆公司翻箱倒櫃時，竟然發現華隆員工每個人都人手一冊「調查局上門，你該怎麼辦？」的影印資料。他們頓時驚覺，他們要面對的，並不是一般人，而是早已準備妥當，隨時要跟調查局正面迎戰的龐大勢力。調查員說，他辦案辦了那麼多年，從來也沒看過這麼狂妄的公司，不過，他們也因此知道，翁大銘的確是個狠角色。另一方面，偵辦華隆購地案的檢察官楊楚猛也沒閒著。三月二十二日，他傳訊了翁家兄弟們。華隆翁家一直給外界一種很神祕的色彩。但說穿了，其實也沒那麼複雜。翁家第一代掌門人翁明昌過世後，大兒子翁大銘經過一番纏鬥，成了接班人。他有三個弟弟，翁一銘、翁有銘、翁德銘，也都先後接管了華隆集團旗下各家公司。四年前，翁大銘突然辭掉所有職務，成了華隆的精神領袖，而把華隆公司交給翁有銘掌管，翁一銘則擔任國華人壽董事長，嘉畜公司由最小的弟弟翁德銘負責打點。楊楚猛發現，翁大銘把他名下的土地賣給華隆公司時，華隆曾經召開過董監事會議，並在會中通過這項交易案。所以，為了要了解董監事會議為何要做此決議，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把十名董監事都傳來問問。翁大銘是交易人，他一定得出庭，而正巧，他的弟弟翁一銘、翁有銘，也都是董事，所以，除了翁德銘之外，翁家四兄弟倒有三個人同時到台北地檢署報到。（待續）華隆案檔案（四）這天下午，二點三十五分，華隆公司十名董監事在翁大銘的領軍之下，浩浩蕩蕩的來到台北地檢署。翁大銘走在最前頭，其他的人好像跟班似的，緊隨在後。在他們身旁，一群國華保全的彪形大漢正努力的為他們開道，因為，記者們早就把他們要走的那條走道堵得水洩不通了。我擠在混亂的人群裡，看到了翁家三兄弟。他們三個人長得還真像，果然是親兄弟。不過，三個人的氣質卻很不同。最文質彬彬的，是老三翁有銘。翁一銘看起來就有些粗獷的味道，而且頭頂微禿，身材又比弟弟翁有銘要胖些，雖然也和弟弟一樣穿著西裝，但看起來就沒那麼稱頭。老大翁大銘仍是柱著一根枴仗，穿著一身白色的休閒夾克，手上刁根菸，一臉傲然。對面我們這群記者的詢問，他們沒半個人開口。我們都碰了釘子。他們完成報到手續之後，就到二樓第五偵查庭門口等候。下午三點鐘，檢察官準時開庭，先把十個人都叫到裡頭去，過了一會兒，九個人又走出來。檢察官要一個一個的問。第五偵查庭外有幾排椅子，讓等候開庭的民眾休息。翁大銘大剌剌的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位子上，我馬上擠到他身邊，挨著他坐下。他看我坐下，也不理我，雙手佇著枴杖，抬起頭，看著掛在牆上的電視。電視裡正播放著法律教育錄影帶。在他身旁，大批攝影記者此起彼落的閃光燈不停的拍著他，但他絲毫不為所動。其他的記者們則七嘴八舌的問他問題，但他理都不理。真的被逼煩了，才說了幾句「電視上的小姐很好看」、「你們都有答案，不用再問我了」、「輿論主導一切」。前前後後，他說話不超過十句。他坐在那兒，手不離菸。我偷偷幫他算了算，在他等候的四十五分鐘內，大衛杜夫的菸就被他抽掉了六根，而且還喝了三杯水。他看我坐在一旁也不問他話，倒覺得我很有意思。當他抽第四根菸時，他終於轉頭看我，說：「要不要也來一根？」我很大方的把菸接過來，陪他抽了那根菸。下午三點五十分，他終於被叫到偵查庭裡應訊了。他被問話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四點四十分才結束。偵訊完畢後，翁大銘頭也不回的離開地檢署，在法院外頭，他那輛敞蓬積架跑車正靜靜的停在那兒等他。他上了車，踩下油門，絕塵而去。其實，在這天上午，我們也查出一則大獨家。從華隆案爆發之後，張家宜一直都沒有聲音，也從來沒有出面接受過記者訪問。原來，她早在前一年間就已經出國去了。消息來源告訴我們，張家宜有兩本護照，其中一本是美國護照。在前一年間，她以英文字名「Polin Chuen」出國到美國史丹福大學進修博士學位。由於她出國的時間，比去年底買股票的日期早了許多，所以，可以斷定，她名下的二百二十萬股國華人壽股票，不是她親自完成交易的。那麼，是誰幫她買下這批股票？或者，她真的只是個人頭？查到這個消息，我很興高彩烈的跑去跟檢察官許阿桂邀功。沒想到，許阿桂還是板著一張臉不理我。其實，從華隆案爆發以後，我天天都會到許阿桂跟前報到。雖然，絕大多數時間，我都是無功而返，但久而久之，許阿桂偶而也會跟我說上一、兩句話。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吧！不過，這次我跟許阿桂報告這項消息時，她卻又不理我了。我無所謂。反正，我受她的挫折也受習慣了。第二天，我又到許阿桂的辦公室報到。這次，她看我來了，竟主動開口跟我說話了。她跟我說：「給你一條新聞。我今天已經發出傳票，傳張家宜四月一日出庭。」她主動跟我說新聞，讓我喜出望外。但我聽到她說的內容後，又不免吃了一驚。我問她：「許公，我昨天不是才向妳報告，張家宜老早已經在去年間就出國去了。」她面無表情的說：「我請北機組去向境管局查詢，並沒有發現張家宜有持中華民國護照出國的紀錄。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美國護照。但是，她既然沒有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國，我就假設她還在國內。」我追問：「妳傳票寄到哪兒？」她說：「我不知道她的住所地址，所以，傳票是寄到張部長官邸去。部長是她的父親，就算張家宜沒住在那兒，部長收到之後，應該也會通知女兒出庭吧！」我再問：「如果到時候張家宜沒出庭呢？」她板著一張臉，瞪著我：「你怎麼知道她不會來？不過，任何人都有可能傳不到。如果真傳不來，到時候我再研究看看如何處理好了。」說完這句話，她又再度低頭繼續她的工作。得到這則大消息，我馬上跑回記者室發稿。我記得，當時我發稿時，心中還對許阿桂充滿了感激之情，覺得她對我還真不錯，我每天在她身邊蹲上半個小時，她果然對我動了惻隱之心，願意透露一點消息給我。現在想想，那時的我還真是天真呀！許阿桂之所以會把她要傳訊張家宜的動作透露給記者，其實真正的原因，還是希望我們把這件事給公開，讓全國都知道她要在四月一日傳張家宜出庭，這等於公開給張家宜和張建邦製造壓力。到時候，張家宜如果不出庭，就不能以什麼「沒收到傳票」、「不知道檢察官要開庭」作為理由了。果然，許阿桂絕對知道她什麼時候該發言，什麼時候不該發言。在透露她要在四月一日傳許張家宜之後，許阿桂又恢復昔日的沈默，不發一語。四月二日這天，是我跑新聞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天。前一天是四月一日，張家宜一如預期沒有出庭。許阿桂也不動聲色，我在她身邊又蹲了半個小時，她還是什麼都不肯說。因此，到了四月二日那天，我就變得有點意興闌珊了。那天上午，我循例又逛到她的辦公室，看她什麼話都不肯說，我也就沒多待，轉身到別的地方跑新聞。那段時間的司法新聞特別多，我不能把所有的時間都耗在許阿桂身上。離開了許阿桂的辦公室後，我因為忙著處理別的新聞，也就忘了再繞回她辦公室再去逛逛。到了中午，我把稿子發完後，看到腰上的呼叫器一直在響，我一看，原來是家裡在呼叫我。我打了電話回去，老婆告訴我，家裡新抱來養的小狗不知怎麼回事，突然一直吐，而且渾身抽蓄，看來好像很嚴重。她希望我趕快回家，把小狗送到醫院去。我看看手表，那時還不到截稿時間。以往，我在截稿前是絕對不會離開採訪地點的。可是這一天，或許是因為稿子已經發完了，也可能是因為在電話裡聽到老婆哭泣的聲音，我竟然提早離開採訪線上，開著車子飛奔回家去。回到家時，小狗的狀況已經好多了，看起來是虛驚一場。可是，這時我的呼叫器又響了起來。這一次，是報社呼叫我。我打電話回報社，組長的聲音傳來，聽起來很嚴肅的樣子。他劈頭就問我：「你現在人在哪裡？」我不敢騙他，只能老實跟他說，家裡的小狗子出狀況，我趕回來照顧。他沈著聲音說：「你知不知道張家宜有寫一封信給檢察官？」頓時，我有一種被雷打到的感覺。我半晌說不出話來。組長接著說：「下午一點鐘，廣播電台會播晚報頭條新聞。剛剛在播中時晚報新聞時，有播到這一條。你漏了大新聞。」說完，他掛了電話。我只覺得天旋地轉，連氣都快喘不過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一分中時晚報。在一版的位置上，他們的確刊出了這則新聞。中時晚報報導說，人在美國的張家宜知道許阿桂要傳訊她之後，就寫了一封越洋的請假信給檢察官。在信中，張家宜說，她因為課業繁忙，所以短期間內可能不能回國，請檢察官體諒她。她還說，有關於買賣股票的事情，她都是授權翁大銘替她處理，她絕對不是個人頭。不過，她並沒有向檢察官說明，為什麼她會有那麼多錢買股票。看完這則新聞之後，我只覺得手腳冰冷。我想到，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身為一名記者，怎麼可以在還沒有截稿之前，就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呢？雖然，我並沒有把握說，如果我沒有提早離開，就一定能夠跑到這則新聞。我還是有漏新聞的可能。可是，我若不離開，漏了新聞，我也認了，這代表我技不如人，被漏新聞是活該。但是，我連試也沒試，就先走了，這等於是不戰而降，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我沮喪得半死。這件事對我的衝擊真的非常大。即使已經過了十幾年了，如今我再想起這件事，我還是很難過。跑新聞，誰沒被人家漏過？但是，是在這種情形下被漏新聞，那真是我工作經驗中的一大挫敗。（待續）華隆案檔案（五）可是，新聞工作就是這樣。即使心中再難過，但也不容有灰心喪志的時間。因為，新聞是一波接著一波來的，如果沈緬在過去的痛苦記憶中，那就只會讓自己的表現更失常，更跑不好新聞。所以，我難過了一個下午之後，第二天，又得收拾起心情，繼續工作。而這一天，也發生了大事。這天是四月三日。上午，檢察官許阿桂突然臨時指示北機組緊急通知翁有銘到台北地檢署出庭。當時，翁有銘正在視察中壢的工廠，他在上午十點時接到電話，聽說檢察官要傳他，而且限令他在十一點之前趕到地檢署，他二話不說，馬上結束手邊的工作，飛車趕到台北地檢署。許阿桂神情嚴肅，叫法警把翁有銘帶到地下室的偵查庭去。經過四個多小時的偵訊後，許阿桂下令把翁有銘當庭收押禁見，至於他原本繳交的一百萬元保證金，則全數退還。華隆公司的董事長翁有銘被收押了！這是轟動股市的大消息。大家都想不透，原本翁有銘不是已經被許阿桂諭令交保一百萬元了嗎？怎麼又突然被退保羈押了呢？想來想去，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前一天張家宜寄到許阿桂手中的那封信，讓許阿桂對於整個案情的認知有了變化。她一定認為，如果不收押翁有銘，就無法把案情查個水落石出。翁有銘被收押，這讓翁大銘再也瀟灑不起來了。面對檢調單位步步進逼，面對媒體每天大篇幅的負面報導，翁家決定要展開損害控制，以及反擊的行動了。他們遠從加拿大搬了一枚救兵回來。這人，也就是對我日後跑新聞觀念影響最大的一個人。他姓蔡，原本也是個股市大戶，在股市行情竄到一二六八二的歷史高點前，他就把手中的股票都脫手，狠狠的賺了一大票錢，之後就跑到加拿大去逍遙了。他和翁家從小就很熟，以前也曾和翁家幾個兄弟聯手炒作過股票。當他離開台灣這塊是非地之後，原本沒打算在短期內再回國的。可是，翁家出了事，打電話到加拿大求救，他顧念舊情，不忍心放手不管，只好又搭著飛機回來。那時，我並不知道有這個人存在。不過，我們這群跑司法新聞的記者中，很多人都見過他，也見識過他的功力。就在翁有銘被收押沒幾天之後，有一天上午，我到地檢署跑新聞時，突然發現有兩名同業腦袋上包了繃帶。我問他們怎麼啦？他們有些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只推說是不小心撞到頭。那時，我跑新聞正忙，也沒空去想，怎麼會把頭撞成這個樣子。過了一天，有一家報紙登出了一則新聞內幕，裡頭寫道，自從檢察官下令收押翁有銘之後，翁家決定反擊，於是他們從加拿大請了一名高手回來。這人的人際網絡非常好，而且黑白兩道都熟。新聞內幕裡面說，這人回來台灣之後，馬上透過管道邀請所有跑司法新聞的記者們吃飯，飯後，女記者們先離席，男記者們則都帶到酒店去喝第二攤。但在酒肆之間，這名高手與記者突然發生口角，進而演出全武行。有兩名記者被這名「公關高手」拿酒瓶打破了頭。原本，我並沒看到這則新聞的。那時候，我正跑新聞跑得滿頭汗，衝回記者室想要喝杯水，沒想到，卻看到一群記者臉色凝重的擠在一起，看著這份報紙。我不明所以，但在好奇心驅使之下，我把報紙拿來看了一遍。這一看，頓時讓我目瞪口呆。我抬頭看著這一群同業們，用一種難以置信的聲音問：「有這種事嗎？我怎麼都不知道？」他們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麼說。其中有一名記者說：「唉！那是亂寫的啦！拜託！記者寫的東西能信呀！」我半信半疑，但我想到，不是剛好有兩家報社的男記者頭上都包了繃帶嗎？可是，我知道，如果他們真的是去喝酒時被人家打破頭，我就算去問他們，他們也不可能跟我說。誰會把自己的糗事說給人家聽呀？不過，我的疑問很快就有了解答。過兩天，我回到報社開會。開完會後，組長要我留下來，他說，證券組組長要找我喝咖啡，順便和我聊聊華隆案。我欣然允諾。因為，那時的我，在新聞界的資歷還很菜，對證券方面的知識也淺薄得很。華隆案跑下來，我常常會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最大的痛苦是，人家跟我說了一些股市裡的內幕，我都聽不懂。所以，如果證券組組長願意和我聊聊華隆案，順便點撥我兩下，那對我的工作一定受用不盡。我在辦公室裡等了一會兒，證券組組長姚鷺走過來，跟我們組長說：「走！我們去凱悅喝咖啡。」聯合報大樓離凱悅不遠，我們一行三人搭了計程車，一下子就到了凱悅。在咖啡廳裡，姚組長跟我說了一些有關於華隆翁家的傳奇故事，我聽得很入神。這時，突然一名穿著西裝的男子閃身過來，跟姚組長打了一聲招呼後，就逕自拉了椅子坐下來。姚組長好像早就知道這人要過來，一點也不訝異。她向我介紹這男人，跟我說他姓蔡，還說他和翁大銘一家人都非常熟，如果想要知道進一步的內幕消息，找這人就對了。我看了這人一眼，他身上穿著很挺的西裝，看起來價格不菲。他的頭髮梳得油亮，身上還噴了香水，一副公子哥兒的打扮。我也注意到，他手上拿著一台黑金剛行動電話，在那個時代裡，能隨身攜帶一具行動電話的人，不但代表著有錢，而且也象徵著很有辦法。因為那時行動電話才剛剛開放不久，門號奇缺，一般人想要申請，還得排隊呢！蔡先生講話的速度像機關槍，快到不可收拾，從他一坐下來，嘴就沒停過，劈哩叭啦的連說了一大串。他說得太快了，所以我也記不牢，但我印象中記得，他說了一句話：「翁家決定要反擊了！我告訴你們，他第一步的動作就是拉股票。華隆現在一股二十幾塊錢，你們可以買，漲到四十五塊錢就走，不要再抱。你們有多少能力，能吃下多少股票，看你們自己的本事，跟我無關。」我嚇了一跳。這是在報明牌嗎？對於這人的身分，以及他的來意，我心裡產生了很大的懷疑。我突然覺得很氣惱，不知道姚組長找我來喝這杯咖啡究竟是安著什麼心。以前，我也曾聽過朋友說，台灣的股市很黑暗，很多股市大戶、作手平時都會和一些跑股市的記者通消息、報明牌，讓這些記者有些甜頭吃，等到大戶們真的想要炒作某些股票時，就會請這些記者幫忙寫些新聞、放放空氣，說「某某股票業績很好很好云云」，等到散戶紛紛在高點搶進時，大戶再把手中的股票都倒出來，賺飽了鈔票，讓可憐的散戶套到死。所以，以前就有朋友告訴我說：「哎呀！看晚報的股市新聞，要倒著看。報紙如果說哪幾支股票後勢看好，那就代表大戶要下車了，一定要賣。如果說哪些股票表現不好，那就是大戶要逢低搶進了，一定要買。如果相信報紙上寫的消息，不逆向操作，一定會死得很難看。」那時，我聽到朋友這麼說，心裡還很不服氣，我不太相信，記者會為了一些小利小益，甘願出賣自己的信用。可是，事實不是擺在眼前嗎？現在，就有一個人很直接了當的告訴我，華隆股票可以買，而且會連漲好幾天。我如果聽他的話，跟著去買，買一張，我就能賺至少兩萬元，買十張，就淨賺二十萬。就算是借錢來買股票，都很划算。人性是不是貪婪，這不正是最好的試煉機會嗎？可是，偏偏我就是不玩股票的人。對於這項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明牌，我心中不但沒有絲毫的喜悅，反而覺得很憤怒。我心想，「你這傢伙，你把我想成什麼啦？你以為我是可以用錢買的人嗎？」我也不說話，只把桌上的火柴盒打開來，把火柴棒全部都倒在桌上，再一根一根的撿起來，裝回盒子裡。裝完後，再把火柴倒出來，又一根一根的撿回盒子裡去。我這樣的動作，其實很明顯，那代表著我根本不想和他說話。我本來想當場就站起來拂袖而去，可是，我考慮到坐在我左邊的，是我的組長；坐在我右邊的，是證券組姚組長，而我當時只是一名小記者，如果我就這麼站起來，不告而別，一定會讓人家覺得我對長官很沒有禮貌。所以，我只能憋著氣，一直在那兒數火柴棒。可是，蔡先生看我這樣的舉動，卻彷彿視若無睹，他仍然滔滔不絕的說著話。講了一個多小時之後，他終於起身準備離去。臨走前，他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跟我說：「你如果有什麼地方不懂，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我雖然是幫翁家的，可是我跟別人不一樣，如果他們錯了，我也不會幫他們遮掩。你有本事問得到關鍵點，我就一定會跟你說，絕對不保留。」那晚回家後，我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組長，跟他抱怨說，為什麼要我和這一個看起來怪怪的人見面？如果這件事傳出去，不會有人說，阿達被華隆的人收買了嗎？組長安慰我說，他看我跑華隆案好像很吃力，而且認為我對於華隆翁家的背景都不熟，剛好姚組長手上有這條線，所以介紹給我。他認為，只要自己心中那把尺拿捏得準，就算跟華隆的人碰面，又有何妨？我沈著聲告訴組長說：「我不知道他今天講什麼華隆股票會漲到多少錢，是什麼用意，但是，我要跟組長報告，我沒有買過股票，也不知道要怎麼買。我也不可能在聽到他報了明牌之後，就跑去買。我不會出賣我的人格。」組長連聲安慰我，直說「沒事！沒事！不要放在心上。」他還勸我，不必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有空時也可以打電話給蔡先生，或許，真能得到一些很內幕的新聞訊息。聽到組長這麼說，我很無奈，但也只好依他的指示行事。掛完電話之後，我按著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撥打了蔡先生的行動電話。他很快就接了電話。在電話裡，我按捺著性子，報了自己的姓名。他很快就認出我，而且對我下午對他顯露出來的敵意，絲毫不以為意。他用很開朗的聲音問我：「是不是對華隆案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問。」他既然這麼說，我也不拐彎抹角。我馬上切入主題：「華隆賣股票給張家宜、游顯德，這筆交易是真的還是假的？」他沒有半點猶豫，馬上回答我：「這是假交易！整件事，是翁大銘一個人在自導自演。」我沒想到他會回答得這麼乾脆。我很懷疑的問他：「你怎麼知道？」他說：「翁一銘打電話把我從加拿大請回來，我只開出一個條件，我要翁大銘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老老實實告訴我，我才能幫他處理事情。所以，整件事的過程，我都知道。」他繼續說：「大銘選中張家宜、游顯德當人頭，是因為他和這兩人都熟，不容易出問題。你一定不知道，游顯德他家在台北市仁愛路的『名人儷宮』，和大銘的母親是鄰居。張建邦的太太姜文錙在大銘年輕的時候就認識大銘了，他們是兩戈交情。所以，找張建邦的女兒張家宜，還有游顯德當人頭，大銘認為一定萬無一失。不過，為了保險，交易完成以後，大銘還下令要把這些股票統一放在中華證券公司集中保管，以免被人家偷偷賣掉。至於買賣股票的六億元資金，是把中央政府建設公債賣掉後換成現金，再作交易的。這公債，也是翁家的人提供的。」我說：「可是，游顯德說，買股票的錢是他自己的。他以前委託雷伯龍幫他操盤，在股市裡賺了一些錢。」蔡先生笑了出來：「老雷？老雷是什麼人，我會不認識呀？那個時候，老雷自己輸了一屁股，憑什麼幫人家炒股票賺錢？他現在都只能淪落到幫大銘打工的地步，還有什麼通天大本事？游顯德不扯老雷出來還好，扯他出來，自己反而死得更難看。」我再追問：「張家宜寫給檢察官的信，內容到底說了什麼，你知不知道？有人說，她在信裡說她是人頭，翁有銘才會因此被檢察官收押。」他說：「張家宜的信一共有兩份。檢察官手上拿到一份。張家宜另外影印了一份副本，寄給她媽媽姜文錙。這信，我看過了，全部就只有一張。她沒說她自己是人頭，她只說她一切事情都委託給翁大銘處理，因為他們有好幾年交情，所以對大銘非常信任。信裡還說，這件事和她父親張建邦無關。」他說得非常斬釘截鐵，讓我沒有半點懷疑的空間。可是，我又不知道能不能聽信他的片面之詞。因為，這事如此關係重大，如果胡亂寫，出了錯，那問題可就大了。他看我沈默不語，又加強語氣說：「你在想，我講的是不是真的，對不對？我告訴你，我蔡某人從不騙人，你可以等著看，如果未來你發現我騙過你，你可以對我吐口水。」我不放心，再問他：「可是，你不是翁大銘請回來幫忙的人嗎？你這麼講，不會害了他嗎？」他又笑出來：「先跟你說清楚，我和翁大銘沒有交情，我們很早之前就已經決裂了。我和他弟弟一銘是好朋友，這次我回來，是一銘打電話給我，我才回來的。還有，我不是他們花錢僱的公關，我告訴你，我每天晚上都要到酒店喝酒，平均一天要喝掉三、四萬，一個月光是酒錢，就要一百多萬。老翁他們再有錢，也不見得僱得起我。我跟一銘交情很深，看他有難，所以我跳出來幫他。可是，這不代表我就必須說謊騙人。我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說清楚，不要讓外界有誤解。」我心中還有一個疑問，不吐不快。我問：「我們新聞同業中，有兩個人腦袋包了繃帶，是不是你幹的？」他愣了一下，好像沒想到我會問這問題。但他隨即笑著說：「沒錯！是我幹的！」我很怒，大聲的說：「你怎麼可以打記者？」他也很大聲的回答：「我為什麼不能打？我告訴你，我愛打誰，我就打誰。那一晚，我請他們喝酒，我客客氣氣的敬酒，那傢伙竟然不理我，還在那裡胡言亂語。我那時候就已經很不爽了。後來，我請他們安靜個幾分鐘，我要跟他們解釋解釋華隆案的過程，又是那傢伙，他竟然拍桌子，指著我的鼻子，問我是什麼東西，憑什麼叫他們安靜？我身邊兩個小弟看他這麼沒禮貌，就跳起來要教訓他一下。想不到，他身邊的兩個記者卻要強出頭，也站起來要打。要打就打呀！兩個酒瓶就敲下去，當場腦袋就開花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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