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週末:他們回到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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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回到了台灣
南方週末 2005-06-09 14:55:58
□本報見習記者 朱紅軍
一位北大博士的無奈與希冀
一場延續8年的兩岸婚姻,終於在2005年初劃上了休止符。
6月5日下午,43歲的吳銘能,在台北的居所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常常無語凝噎。
4個月前,吳銘能和大陸的妻子在北京市民政局辦理了離婚手續,臨別時兩人抱頭痛哭。
孑然一身的他,現在在幫一位台灣老學者做助理研究工作,薪水由老先生從研究經費裡支付——這是吳銘能從北京大學博士畢業返台後的第四份「非正式工作」。
今年春節,妻子從美國學成回來,吳銘能懷揣當初「在北京團圓」的期待重返北京。他希望在大陸找到一份教職,然後義無反顧地留下,與妻子長相廝守。
在幾所高校和學術機構奔走後,工作的事毫無進展;托導師,找學長,但回復都是「困難」二字。妻子終於平靜地說:「別再跑了,我們分手吧。」
1994年夏天,台灣師範大學畢業的吳銘能來到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的「利好」情形令他在作出這一抉擇時不曾有一絲猶豫:「汪辜會談」結束不久,兩岸關係處於緩和期,且台灣「教育部」已準備承認大陸73所高校的學歷。
此後兩年多的求學生涯裡,他學業精進,更認識了後來的妻子——時為清華大學英語教師。畢業前夕,兩人登記結婚。
1996年,兩岸關係因李登輝的「兩國論」逆行而陡生變數。吳銘能開始意識到「前途不妙」。但臨畢業時,他才真切地感受到,政治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個個體的命運的。
因為妻子的緣故,吳銘能當時只有一個目標:謀得一份職業,留下。
不知道寄出了多少簡歷,先是北大、清華,而後要求逐漸降低,對地域、薪水都不再苛求,他甚至隻身跑到此前從未涉足過的安徽等內陸地區,但一切徒然。當時,對於台灣留學生在大陸就業,政策上的障礙頗多。
無奈,只好於1997年夏返回台灣。然而,求職同樣不順。吳銘能費盡心力,才在台北一家私人玉器商店謀到了一份文案工作,月薪5萬元台幣。日常工作就是對顧客講解某個玉器的來龍去脈。深厚的學養,倒也能助他「妙筆生花」,但內心的焦灼和痛苦常在夜深人靜時襲來,令他輾轉難眠。
身在大陸的妻子心疼丈夫,辭去了清華的教職,以探親的名義來台灣陪他。
這半年的探親歲月彌足珍貴,但也充滿煎熬。妻子想申請留台定居,但取得資格得輪候六七年時間。夫妻倆合計後決定,妻子去美國繼續讀書,幾年後學成歸來正好申請留台。
此間,吳銘能的工作一再變更,先是換到桃源縣一家民辦高校教授古典文學,半年後辭職,因為那裡「缺乏學術氛圍」。之後,台灣「中央研究院」接納其為助理秘書,薪水和資質皆以台灣的碩士學歷為準。在該院師長幫助下,半年後他爭取到了「中研院」博士後學習的資格,這意味著其大陸博士學歷得到了認可;不出意外的話,畢業即可正式成為該院的助理研究員。
在美留學的妻子聞訊後喜極而泣———團圓的夢想第一次讓這對患難夫妻感到觸手可及。這段時間裡,吳銘能在學術方面也日漸精進,開始在台灣學界嶄露頭角。
2004年冬,博士後畢業之際,「噩耗」不期而至:吳銘能申請助理研究員的表格被「中研院」退回,理由是,正式人員的資格和薪水需要台灣「教育部」批准,而該部不承認大陸學歷,「中研院」無能為力。
失望的吳銘能在「中研院」大門口貼了一張抗議書後,憤然離去。
此時,準備回國的妻子也面臨著抉擇。在最後關頭,她還是將工作推薦書寄往了大陸,並很快得到了回應。
於是,吳銘能的團圓之夢能否實現,就全在乎第二次大陸求職的成敗了。
今年春節前後,瘦弱的吳銘能背負著最後的賭注,穿梭於北京城內各大高校和學術機構。然而,一沓厚厚的學術論文,炫目的北大博士文憑、「中研院」博士後文憑,最終都在嚴峻的就業形勢前失去了光彩。
吳銘能累了。在某一天晨曦初顯的時候,他從母校北大出發,直接去了機場,一派倉惶。
最新的希望,來自於不久前宋楚瑜訪問大陸時清華學妹任懷鄉的舉手一問。前妻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裡充滿欣喜:「國家教育部正在考慮台生大陸就業的問題,情況很快就會好起來!」
吳銘能說,他已為此做好了準備,期待著工作生活最終圓滿。
一個「台生」組織的成長與努力
本該2001年畢業的朱榮彬,在論文答辯的最後環節選擇了退出。4年過去了,他的頭銜依然是「北京大學博士候選人」。
眼下正在台灣一所技術學校擔任教職的朱榮彬,每天都會定時去「台生會」的網上論壇逛逛;有空則會投書媒體,議論的焦點總是不出兩岸交流的範疇。這是他的另外一個身份———「台生會」理事長———使然。
「台生會」全名為「台灣留學大陸青年發展協會」,由朱榮彬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留學生於2001年籌建而成,致力於兩岸學術交流。
「台生會」是台灣大陸留學生群體惟一的社團組織,固定會員已達7000人。
「九成以上到大陸留學過的台灣學生都曾登陸我們的網站尋求幫助。」陳正騰說。他是北京大學博士、「台生會」創始人之一。
「台生會」雖然已運作半年,但由於資金緊張,所以一直沒有固定辦公地點,其網站就成了一個虛擬的辦公室。朱榮彬說,學生的錢都不多,他們一年收的會費總和,還不夠在台北僱傭一個全職的辦公秘書。
自成立以來,「台生會」每年7月都在台北為有志於留學大陸的台灣青年舉辦「大陸學習、生活情況介紹會」,許多人就是聽了他們的介紹後才決定報考大陸的清華、北大、復旦等名牌大學的。
「台生會」編輯出版的《大陸留學指南叢書》,在台灣島內很暢銷。
2003年1月,「台生會」發起了一場「大陸各大學高校台生爭取學歷認證簽名連署運動」,明確提出「人不分東西,地不分南北,學校不分專業系所」的要求。
其實,大陸學歷在台灣不被承認,恰是導致「台生會」出世的因素。
2001年初,朱榮彬回台求職時,因大陸學歷不被官方承認而屢屢受挫。他與同伴交流後才發現,感同身受者不在少數。
個人的力量微乎其微,那麼成立一個組織,以集體之力推動兩岸學歷互認效果是不是更好一些?在這個樸素念頭的支配下,以朱榮彬為首的30多位台灣大陸留學生,發起成立了「台生會」的前身———「台灣留學大陸學生聯誼會」。
該會成立當天,聞訊而來採訪的幾十家台灣媒體擠破了會場大門。
但該會的註冊卻頗費周折。在台灣「教育部」、「內務部」的登記還算順利,但「陸委會」卻橫添障礙,以缺乏政策支持為由,否定了「台生會」的合法性。
「台生會」頂著「非法」的帽子運作了3年,直到2004年2月才最終被確認「合法」。
「台生會」近期的工作安排已擺在案頭:2004年發起的「兩岸高等教育研討會」要舉辦第二屆;學術刊物《兩岸青年論壇》要按期出版;2005年7月最後一周,計劃舉辦一個「台生周」;籌辦全新的「台生夏令營」,等等。
從最初的自我維權,到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台生會」就在這個過程中日益成長壯大。
而朱榮彬他們更為看重的是:這個組織,這個群體,已不再被忽視。
一段寶貴的大陸經歷
記者所接觸到的諸多新老「台生」,儘管在學歷文憑、求職就業等方面飽受困擾,但他們對於在大陸求學的經歷無不存有良好的記憶。
當今台灣最年輕的女「立法委員」王昱婷,1999年在北京大學順利獲得碩士學位。回到台灣後,她對母校一直念念不忘。今年3月隨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參訪大陸時,儘管只在北京逗留了短短兩天,王昱婷還是忙裡抽閒回到了久違的未名湖畔。
而朱榮彬則用「對『大中國』的憧憬」來描述十多年來無數「台生」跨越海峽負笈大陸的根本動力。
上世紀80年代後期,第一批台商西進大陸。在當時的台灣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的推動下,兩岸學術交流工作也開始啟動,台灣學生留學大陸帷幕漸開。
MOSE就是通過1990年大陸首屆對台開放的高校聯招考試而進入汕頭大學讀書的。彼時,從香港坐船到汕頭得花十幾個小時,家信則要在路上輾轉1個多月。
但「對祖國的想像與期盼」,足以勝過一切艱辛和孤獨。十幾年後今天,MOSE在《1990年大陸留學回憶錄》中,用深情的文字表達了依然留存的滿懷感念。
台生留學大陸熱潮的最初勃興,應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大陸改革開放成果初顯,變化日新月異;而台灣經濟則陷入低迷,就業更不景氣。
「台灣地小人稠,且島內整體發展停滯不前。相反,大陸城市建設發展迅速。因此,從『找尋出路』這一目的來看,大陸更能為台灣青年提供一展身手的舞台。」台灣學者王曉波分析說。
從1999年開始,大陸實行了高校擴招的政策。而現實的利益,加之文化的認同,也使得台灣學子求學大陸在這一時期達至高潮,並持續至今———儘管其間兩岸局勢時緩時急,學歷認同困境如故。
相對於學歷和文憑,大多數「台生」更看重自己在大陸留學、生活的那段寶貴經歷。
吳銘能忘不了,當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後,自己在北大操場上登高一呼「外御其侮」時的慷慨激昂;MOSE則津津樂道於自己以台灣學生的身份捐款給希望工程而上了大陸報紙的故事……
「求學過程的辛苦,取得學位時的興奮,只有他自己能瞭解;然而他卻分享了一些我們前所未見的事情。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而他能到大陸求學,更是行萬里路的第一步。」一位台灣家長在寫給留學大陸的兒子的家書中,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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