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影評:怪獸家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 很長, 我上色標重點, 但還是建議完整看完比較好
相信很多老師會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影評:怪獸家長、正義中毒,日本人怎麼拍出了臺灣現況?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20201
銀幕上的新聞標題閃現:「殺人教師」。家長哭喊、鏡頭追逐,媒體急著把人推上斷頭台
──觀眾還沒反應過來,這就是電影《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一開始營造的震撼。
身兼老師的我,看著這一幕,心裡其實一驚。因為那狼狽的身影,不只是電影裡的角色,
也可能是任何一個在教室裡努力撐著的我們。尤其作為觀眾,在那一瞬被拉進那個充滿道
德恐慌的氛圍裡──彷彿我們不需審判,社會就會把你定罪。
2003 年,小學教師藪下誠一(綾野剛 飾)被學生冰室拓翔的母親冰室律子(柴崎幸 飾
)指控對其子施加體罰。這起事件被《週刊文春》的記者鳴海三千彥(龜梨和也 飾)發
掘,並以實名報導的方式刊登在雜誌上,文章以煽動性的語言描寫事件,引起社會極大震
動。
隨著劇情推進,法庭裡雖然逐漸浮現另種有利教師的說法,但校方與教育委員會卻已率先
逼著主角低頭道歉,他的家庭也早在壓力下支離破碎。這部電影不斷追問我們:在媒體、
官僚、司法多重夾擊下,誰能承受「未審先判」的代價?
而看似遠在日本的真實案件改編,其實正照見臺灣社會的角落陰影。
媒體浪潮與「正義中毒」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媒體成為第一個揮舞石頭的人。
《捏造》一開始便鋪天蓋地打上「殺人教師」的大字標題,放任家長在鏡頭前哭喊:「這
樣的老師怎麼能繼續帶孩子?」這般情緒不是毫無理由,而是源自家長對孩子安全的恐懼
──只是,當這份焦慮被媒體放大、操弄時,便容易轉化為另一種傷害:攝影機開始追逐
著老師逃脫人群的狼狽身影,他的臉與姓名不斷被公開散佈,職涯與家庭也全數攤在鎂光
燈下。
於是,真相尚未查明,他早被迫戴上罪人的枷鎖。這種集體的「正義中毒」,看似路見不
平,實則在沒有完整證據前,就把人推入萬劫不復。不只撕裂了雙方當事人,也讓原本應
當冷靜的司法程序被外力推著走。
電影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案件被推上媒體大舞台,氛圍中充滿了對體制的不信任,捲
入的集體社會極度渴望嚴刑峻罰,偵查和審判跟著變得搖搖欲墜,難以堅持獨立判斷的個
性。就算日後判決無罪,過程中失去的信用、家庭的裂痕、社區的排擠,往往也無法被彌
補。
更嚴重的是,當媒體把「有罪推定」渲染成社會共識,檢察官與法官也難免受到輿論牽動
,證人亦可能順從社會期待,冤案就可能在這樣的搖籃中誕生。這也是《捏造》故事最悲
劇之處:老師不是被證據擊倒,而是在被判刑之前,就已被輿論吞沒。
這種現象,臺灣並不陌生。2013 年「媽媽嘴咖啡」案中,因員工涉入八里雙屍命案,媒
體瞬間將店主呂炳宏塑造成兇嫌代表,咖啡館也被貼上「殺人咖啡館」標籤。雖然最後真
兇另有其人,呂炳宏卻早已被輿論重創,生活與名譽迄今難以完全回復。這與《捏造》中
教師的遭遇相互映照:一個在校園,一個在社會,都因未審先判而背負不該承受的代價。
就連相當守護言論自由的大法官,都在司法院釋字第 623 號與 509 號提醒過:言論自由
雖然重要,但當報導過度侵害名譽與隱私,國家就有責任設下界線。否則,一則新聞換來
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多方沉淪,只剩媒體獲利。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捏造》還告訴我們:輿論的壓力從未止步於審判,它還會逼迫官僚
體制急著切割,把涉案的人推出去當代罪羔羊。
官僚體制的冷漠與自保
在《捏造》裡,最讓人窒息的恐怕不是媒體的喊殺,而是教育官僚的無情切割。
電影中,校長與教務主任沒有選擇調查真相,反在第一時間冷冷說道:「老師請現在道歉
,事情就能結束。」滿腦子只想逼屬下在第一時間「認罪」,換取自以為是的風平浪靜。
這種自保,正是官僚文化的縮影:切割責任,以防來自媒體的種種爭議;只會嚷嚷依法辦
理,卻從不在乎冤案的代價。
結果既沒有真正守護學生安全,也沒有給家長圓滿交代,只是把矛頭推向第一線老師,讓
所有人都陷入失望與不安。
場景的另一邊,還記得 2025 臺北「四邊包繩不打洞」的世壯運布條嗎?原本只是施工提
醒,卻像一紙寫給行政文化的病危通知。從「Taiipei」拼錯,到「Next Day King」的志
工證,錯誤一再發生,背後來自同樣的官僚機轉:基層怕多做多錯,乾脆噤聲;上層為了
形象,只求快速止血,把責任努力往外推。
正如經典《誰讓公務員生了病?》一書提醒我們,冷漠不是天生,而是長期防衛的結果。
當上層傳遞的訊號是「照流程走就好,誰管其他那麼多」,久而久之「不聞不問」就成了
下屬的職場生存智慧。電影中的教師,也就這樣成了體制的犧牲品;我們在現實生活看到
的布條笑話,更是制度只想著安穩自保的寫照。
而《捏造》中這股盤旋在行政體系的極度冷漠,一路延伸到審判現場才得到緩解──要等
到法庭介入整起案件,整起事情才出現轉機。
法庭能帶來真相,卻也止於相對
在《捏造》裡,劇情的轉折點正發生在法庭。那裡不是單純的真理殿堂,而是一個交錯著
不同說法、證詞互相衝突的場域。
老師終於有機會開口,不再只是被輿論壓在地上磨擦。但他的聲音並無法立刻被聽見,而
是要歷經質疑、證據與輿論的拉扯下,才能一點一滴地被採信。
這提醒著我們,犯罪真相並非像數學計算一樣能得到唯一答案。記憶會扭曲,說詞可能摻
雜謊言,甚至法律的解釋也會隨價值觀而擺盪。就像電影中各種證詞的矛盾一樣,「真相
」其實更像是一個被重組的樂高積木,而非能百分之百還原的絕對實體。
因此,我們更需防範媒體帶來的正義中毒,要小心審判中所建構的「相對真相」,它不是
絕對地還原過去,而是現行程序下最能被社會接受的結果。
也正因如此,法院的重要性才更加凸顯。它的價值,不只是產出一紙判決,而是把社會上
零散的指控與情緒,轉化成有規則的辯論,讓爭議得以充分審議,不再只是口水與謾罵。
看回臺灣,社會同樣也有一碰到社會新聞就大聲咆哮,而難以好好討論的困境。如何讓大
眾理解並支持這種「相對真相」,而不是讓判決每每被輿論淹沒,國民法官制度正是其中
的關鍵嘗試──透過民眾參與,讓判決不只是專業法官的認定,更成為社會打造集體共識
的嘗試。種種如此,都是要讓審判重拾信任的努力,值得被關注議題發展的你看見。
《捏造》提醒我們,司法並不是這齣悲劇的最後一站。當媒體的正義中毒、官僚的切割、
法庭的相對真相層層交疊,最終承受一切的,仍是苦撐於教學現場的老師。
教師的現場壓力,與若有似無的教師節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最讓人心痛的,是鏡頭下那位被迫獨自承受一切的教師。課
堂上,或許他才剛安撫完一個哭泣的孩子,手機卻又馬上響起,劈頭就是家長質問:「你
敢保證我的孩子沒有受傷害嗎?」
這樣的壓力每天不斷襲來,老師並非故事裡的英雄,而是最脆弱、卻又被推到火線最前面
的人。身為同行,我完全懂這種壓力。因為我們的日常,往往就在「安撫孩子」與「應付
質問」之間來回。
日本稱之為「怪獸家長」的現象,臺灣同樣存在。
當投訴變成武器,輿論也經常先行定罪,教師專業尊嚴被一點一滴侵蝕。讓更多人選擇在
下班後低聲抱怨:「少做少錯,否則就等著被鬧上新聞。」這樣的氛圍不僅削弱了教育品
質,更讓教學現場逐漸成為高風險職業環境。
片中老師孤立無援的身影,彷彿訴說:教育不是只靠個人韌性就能撐起,更需要整個社會
的支持。
也因此,即將到來的教師節不該只是一場形式化的慶典,而是年度提醒:除了口頭的讚美
,我們是否真的給了老師們足夠的支持?
孩子的安全、家長的信任、老師的尊嚴,本來就是一體的。如果只保護其中一方,最終崩
解的會是整個教育共同體。
教師節之所以重要,從來不在於全國要不要放假,而在提醒我們:媒體若持續正義中毒,
官僚若習慣冷漠切割,法庭也因為頂不住壓力而無法找到可供支持的真相,在未來無盡的
校園爭議裡,教師終究再度成為那個被推出獻祭的人,進而引發無止境的失衡。
那該如何反轉這股連鎖反應?我們須試圖讓媒體懂得克制、讓官僚願意承擔、讓司法守住
程序,也讓社會願意作為老師真正的後盾。而當我們同時選擇心疼老師的同時,也是正在
守護許多孩子的未來。
或許,可以從去看看這部電影開始──看見老師的痛,是一種心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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