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Williamson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演講
出處:
http://www.sino-manager.com/u/201072_16654.html
(本文來自於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公司治理中心的論壇演講,
由《經理人》獨家整理,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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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2009)得主威廉姆森演講全文:發現企業交易成本之路
我能和你握個手嗎?
2009年12月10日,我正式從瑞典國王手裡接過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書,
國王對著我微笑,我的家人說看到這一幕非常欣慰。
當時獲獎的消息是打電話告訴我們的,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普通的一天,不要太激動了,
我兒子說要不要和家人朋友舉行電視電話會議,
我開始時不願意,後來還是安排了一個電視電話的會議,
我的兒子不在美國,先打電話過來表示祝賀,同事也打電話來祝賀,
然後我們接通的是諾貝爾負責經濟學獎的主席、諾貝爾獎的主席,他們為我鼓掌。
人們提了一個問題,你接受這個獎項嗎?
我說我是謙虛的接受獎項,我應該表示任何的猶豫嗎?
大家知道,諾貝爾獎是非常透明的。
2008年我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過一個講經濟組織的會議,是諾貝爾基金會舉辦的,
我妻子說不奇怪,這可能是一個信號,可能會頒獎給研究經濟組織的人。
也可以說我自己不應該覺得驚訝,但是我覺得非常的驚喜,華爾街一個記者來採訪,
他說我就想到你被邀請參加諾貝爾基金會的事情,當時我就想你會獲獎。
不管怎麼說,我獲獎後,周圍的人都表現得非常的真誠,
駐瑞典的美國大使館為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舉行了招待會,我參加了,
還有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晚宴,我們是打計程車去的,連司機都說,
你們夫婦穿得光鮮亮麗是要參加什麼活動嗎?
我的妻子說,我丈夫獲得了諾貝爾獎,要參加總統的晚宴,
司機又驚又喜,說我能和你握個手嗎?
交易成本理論來自跨學科研究
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小的猜想,這個獎項的名稱在英文中是諾貝爾經濟科學獎,
科學是複數,他們認為經濟不是單一的學科,而是複雜的學科,包括社會學、數學等,
體現了多學科性。
我覺得我們倆能夠獲獎,說不定是一個信號,更多跨學科的研究會應運而生。
接下來看一個要談的是經濟學的歷史沿革。
我不是專家,但是在探討交易經濟學的歷史時,讓我驚喜的是30年代。
在那時,交易成本是一個新的理論,當時壟斷競爭、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比較盛行,
接下來又產生了數量經濟學。
交易成本經濟學和其他的經濟學是有一定競爭的,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沒有被看好,但反響平平,大家並沒有意識到這個理論的潛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學者後來頻繁研究這個領域,包括 Chris Argyris (音)
研究了組織理論,還有契約法等,
這些都構成交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論,
提出這個市場和企業的活動應該從交易成本去探討,
這個理論提出後很多經濟學家在這個領域有所建設,Bonat的組織理論,
還有計量經濟學等 ,他的書很晦澀,但是讀懂了會充滿驚喜。
按照1931年的契約法,有了糾紛就到法院,法院對此裁決,我想指出兩點,
一旦出現訴訟,契約的雙方關係就被破壞了,雙方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拿這樣一個框架來解釋,對交易成本經濟學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0年,很少人關注交易成本,有的人會提及,用交易成本解釋現象,但並非主流,
甚至費舍爾提出交易成本很累贅,因此,
交易成本經濟學基本上在50年代後沒有什麼發展。
60年代後期,傳統的標準理論——交易成本為零的理論破產,
當時有些學派對這種標準的理論提出挑戰,高斯(音)提出了外部性交易整合的問題,
阿羅(音)也提出了縱向一體化和整合的說法,
這些都大大推動交易成本為零的理論破產,
他們挑戰傳統的觀點,引起非常大的轟動,很多人受到了影響,
那時候對傳統觀念的挑戰並不是盡善盡美。
我們看到,的確大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希望逐漸接受交易成本是正的,
而不是負的,或者為0,我在學習階段也做了相關的一些研究。
60年代,交易成本理論浮上水面,變得更正式一些。
我覺得從正常的想法看,已經是可操作的框架,但還是有挑戰,
是否能讓交易成本成為正式的學術理論?
這裡我想說一說個人的參與,我個人對交易成本有什麼貢獻。
如果一個人一帆風水是很好的,但我的職業生涯是很波折的,我不斷在調整,
也從事過多種工作,這也有好的方面,始終有悟性的手指引著我。
我的本科在麻省理工學院,我既學習商業 ,也學化學工程,
可能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學化學工程讓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化學公式比較複雜,
而商業理論人們卻將之簡單化,抽離出簡單化的模型,忽略一些摩擦;
但是化學不一樣。
後來我去了史丹佛、卡耐基-梅隴大學完成研究生和博士學位,
我去史丹佛學經濟學,在卡梅隆的博士也是經濟學位,
在史丹佛三個人對我有很大的影響,James Hower(音)是我的老師,
在很多場合給我提供幫助,他告訴我要善於提出問題,
而且告訴我研究經濟不能只研究經濟,
A nnas對我也很有幫助,還有一位年輕的教授,他是卡內基梅隴大學畢業的,
他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介紹了很多書籍給我,
讓我對卡內基梅隴大學的博士學位感興趣。
我很高興曾經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1960-1963年期間我在卡內基-梅隴大學就學,這是我的黃金時期,
因為我在卡內基梅隴大學學會了真正跨學科研究經濟學,
而且我所碰到的老師和同學都非常的優秀,很多人非常年輕,但都年富力強,
在學術上處於很旺盛的階段,我們大學有一個原則是保持一個非常活躍的頭腦,
要有紀律性,我們的老師、學生遵循這一條校規,在卡內基-梅隴大學,
經濟學博士項目,鼓勵人們要用跨學科多學科的方式來研究。
卡內基-梅隴大學一直鼓勵學生去問問題,鼓勵學生保持好奇心,
有熱情去尋找解決的方案,在卡內基-梅隴大學,我接觸過的老師有15位,
這些人都是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西蒙,米勒,盧卡斯,他們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教我的老師20%都獲得了諾獎,你可以想像這麼優秀的團體環境,讓我深深受益。
曾經是美國反托拉斯組織的助理
畢業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州伯克利分校,我教授兩門課:
組織和應用福利經濟學,我充分體會到了教學相長的好處,
當時我沒有固定成型的理論,我是一張白紙,我認識到一邊教書一邊學習,
把自己當成一張白紙在工作中學習,這很有好處。
我不帶任何偏見,我會對以往的理論提出質疑,我也可以感染我的學生,
我教學的兩個領域,其中之一是工業組織,當時美國的工業界發展的非常快,
我覺得研究工業組織非常有意思。
接下來,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書,那裡學術氛圍很開放,創業氛圍很濃,
我們的團隊開始研究組織的創新,我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會議,66
年到67年之間還作為美國反托拉斯的經濟助理,期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接觸到了很多著名的律師,他們都是非常有才華的人,
如果你關注美國司法的發展,你會看到這些才華橫溢的律師,
有的甚至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但是他們深受傳統的價格理論影響,我當時是年輕的小孩子,但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
他們開展工作時,信奉的原則讓我深感不安,
其中一位律師在美國律師協會做演講時說,
“契約組織作非常規的安排時,我就非常擔心。”
在他們看來,任何脫離常規,變革的東西,都不是好的東西,
實際上,變革提高了效率,但是在反托拉斯組織看來是不好的。
我當時作為助理,想說服他們,但是沒有效果。
這些經歷結合交易理論的發展,讓我意識到,
傳統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將走向破產,我們可以在組織理論上分析,得出有見地的結論,
這需要我們採用有建設性的方法,來證明正的交易成本有很大的用處。
當時我舉辦了一系列學術會議,當時的目的是系統地研究觀點,
我們還開發出模型,我們自己既然沒有組織研究理論,
可以把那些對組織有研究的人邀請過來,在經濟學和組織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當時讓我也很矛盾的是,出現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結合的趨勢,
就是把經濟學、組織學、公共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當時開了一個小班課,
看到不同思想的碰撞,我從中得到很多啟迪,
我的第一本書,就是當時從這些思想的碰撞得來的靈感,
這得益於我在課堂上的學生、會議上的學者,從他們身上獲得很多啟迪,
大家逐漸擺脫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過度到契約的經濟學理論,
我們看到在對契約進行分析時,認為契約雙方達成一致,走到了一個相同的地帶,
當時我看的是傳統的契約學,
實際上,契約雙方更多取決於事後的選擇和非理性的考慮,所謂的理性是有限度的。
我所說的理性是理性的有限。
傳統契約理論另外一個要修正的是,人們對自私自利的分析,這就有戰略的行為產生,
當時你發現人們口是心非,不履行合同,你簽訂合同了,但是有很多不可想像的後果,
可能雙方不歡而散。
1958年,西蒙(音)闡述了這個問題,他當時說,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人,
我們希望在多個領域作出貢獻,他最重要的學術理論是,
人作為一個個體,研究他的表現和行為會發現,任何事情中,人都是重要的因素,
會對交易行為產生影響;
另外一個是治理的問題,人們意識到市場和等級制度也是治理的模式,
和以往知道的統治是不一樣的治理模式,市場和等級制度兩者是有區別的,
兩者有著不同的導向,你可能會認為政府是治理的模式,
但是,是不是說到治理、修正市場失靈,靠政府能做到嗎?
其實,你也可以靠市場和等級制度。
為什麼內部交易產生企業?
從交易成本的單位來看,你要知道,有一些交易的參數需要進行逐一的分析,
然後發現障礙。
我們傳統的認識認為,既然認為契約或者合同的雙方,有著相互的依賴性,
所以儘管有爭端,但是也有可能發現爭端,克服障礙,最後會引起交易成本上升,
這裡面還要分析時間的問題。
剛開始分析的是現貨市場一筆筆的交易,大家意識到一筆筆交易成本太高,
他們願意簽訂長期的合同,多次長期反复的交易,降低成本。
對於交易來說,大家都有理性化的說法,交易雙方高度理性,能得到彼此雙方的協助,
而且交易雙方的產品、資產剛好能滿足對方的需要,所以交易結束後還能再利用,
但是現實中是非理想化的。
比如交易需要投入特定的資產,但對以後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此,
雙方都下了很大的賭注,都希望特定的資產要在第一次交易中派上用場,
滿足特定需求;同時,大家要注意到,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如果你簽訂的是一種長期的合同,能夠確保交易會重複發生,
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最後,雙方長期的合同會解除,
另一方會找到解除合同後保全自己的方法,可能把交易資產變賣等,只要鋪好路,
就能結束交易,他還能在能在市場上找到另一個交易對象,但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另一方的損失會很多。
長期以來,大家都變得很聰明,就在合同中寫道一些保護性的條款,
例如終止合同,需要補償;還約定交易不能達成,由仲裁機構來解決糾紛,
這意味著交易雙方在簽訂前就解決障礙。
雙方都要投入精力和人力,所以雙方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其中一方意識到這個,
就會傾向於在內部尋找合作夥伴,就會降低違約的可能性,降低違約的成本,
就產生了市場和企業這兩個不同的範疇。
一個企業要從市場上尋找夥伴,還是內部尋找夥伴,
意味著有不一樣的考慮。
從顯示市場交易過程的圖看,如果買家和供應商出現矛盾,可能談判會僵硬;
如果是在內部,就會有一個行動者來解決爭端、協調,而不是任其發展,
這既是組織的適應性的形成,中間的界面大量的活動都是圍繞他進行的。
回憶弗里德曼
關於交易價格還有契約的履行,我們看到,盧瓦爾的契約理論指出,
一個組織,無論是層級的,還是平行的,都是活生生的組織。
現在經濟交易成本成為正式的交易學科,其中博弈理論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需要大量的數學公式和模型。絕大多數理論學家,從研究生院畢業時,
都在學習交易成本經濟學。
的確,這比其他的有插圖和註解的經濟學要難得多,
但是這些中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了偶發的情況和社會里內部微妙的因素,
在我看來,我們可以逐漸將交易成本經濟學當做一個經濟學科取得地位,
這還有一定的挑戰,取得完全地位的經濟學科,要進行預測、擴展,和現象保持聯繫,
做到這些有一些難度。
有一些人,沃根斯(音)、弗里德曼都做出了貢獻。
我們作為務實的經濟學家,要開展務實的方法論,很多人指出過了,
弗里德曼1953年就說過,需要做包括幾個方面工作:
簡單、專註一個問題、
、要用模型圖表、要和現實聯繫、要能夠提供預測……在1963年的會議上,
2001年,弗里德曼再次指出,我們純粹的分析不是很重要的了,我們需要實證的研究,
將在經濟學中佔據更主要的地位,弗里德曼,和很多經濟學家交鋒,
討論凱恩斯是否還符合需要,我作為旁觀者,觀察辯論,弗里德曼是個很雄辯的人,
和其他的人不一樣的是,他掌握了數據;
2006年,他重複觀點:我認為任何一個時代,我能起到作用和影響力,
不是因為我提供了分析,而是我有實證的證據,在我看來,
交易成本經濟學在實證中取得了成功,這些數據是一手的數據、微觀的數據,
交易成本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沒有人可以反對這一點,
之所以交易成本理論影響力大,是因為大家做了很多實證性的工作。
潛規則也是契約的一部分
我對組織研究的理論有很大的推動性,其中之一是關於縱向一體化,
當時我做了一個項目研究,企業存在縱向的整合,是子模式的變化,
還有相關的一些變化?
我們在思考研究的時候,會發現有的東西真的是沒有辦法動搖的,
從契約的角度看,本.安德森(音)就問用什麼來研究呢?
一直以來,我們就用非常通俗的語言來研究,
其實他說風險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當然所謂商業的契約不僅僅白紙黑字,也是人們形成的一些習慣,
這也是組織科學要考慮的,
中國也是,也有潛行的規則,這是做研究不能遺漏的。
而且一旦有爭端,仲裁機構是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涉及到治理的一部分。
新制度經濟學方面,當時我們除了講商業的合同、管理,還有企業自己內部的限制,
還有製度環境的影響,還不包括國家製度的環境,國家創造的政策環境。
就目前來說,在非均衡的契約理論方面的交易成本研究,
這是我自己也未能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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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14.40.17.168
※ 編輯: littlekang1 來自: 114.40.17.168 (10/30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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