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 - 美國人真正害怕中國什麼? - 2012

看板speech (演講板)作者littlekang1 ( speech-演講板 )時間12年前 (2012/12/07 23:47)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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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inion.hexun.com/2012-11-14/147950469.html 祁斌，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物理學學士，羅切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碩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MBA和清華大學數量經濟學博士。 1996—2000年就職於華爾街高盛集團等投資銀行。2000年回國加入證監會，任戰略規劃委委員。2001年至2005年任基金監管部副主任。 2006年至今任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編譯出版的《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被多種報刊評為年度最佳金融類或經濟管理類圖書。 2007年，作為寫作組組長，主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總結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經驗，並對2020年中國資本市場的前景進行了展望。　　編者按：本文為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進行的 “資本市場實務系列講座”之《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突破》，授權和訊網刊發。以下為演講全文。首先感謝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我們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共同組織了今年的 “資本市場實務系列講座”，並將講座向其他院校開放，也非常感謝這麼多同學和老師來參加今天晚上的講座。我今天想探討的話題是，未來大致10年左右的時間內，中國經濟怎樣實現轉型和突破，以及在這樣一個宏觀背景下，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首先，是一個引言。　　“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 　　2011年9月2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它有一個非常吸引眼球的標題：《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文章配了一張照片，是一個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戴著一付京劇臉譜，藏在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後面。這篇文章的標題和配圖的隱喻是，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仍然在轟轟隆隆地前行，隱隱不安的美國社會想知道，中國經濟的推動力是什麼？中國經濟有什麼秘密武器？　　臨近大選的華盛頓，各路政客和媒體炒作中國話題的不在少數，但這篇文章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　　文章的大意是，美國決策者對中國研究人員發表的學術論文和申請的專利數量大幅增加，感到非常擔心。中國在學術出版物方面已經僅次於美國，到2015年前後，中國每年申請的專利數目將超過美國。它說我們的決策者感到擔心是對的，但是他們卻擔心錯了對象，為什麼？它說中國的學術論文多是無關痛癢的，或者是剽竊之作，國家資助的研究所基本上沒有出現任何的創新，這個我們顯然不能同意。它說中國專利數量的增加並非創新的進步，只不過是向到中國的外國公司增加苛稅的藉口而已，它們除了提升國家自豪感以外，並無任何實際效果。這肯定也是污衊。　　但是它下面一句話是對的，它說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它的下一代。他們從中國的頂尖學府畢業，正在走出校門，走向市場，開始創業，他們已經成為或者即將成為企業家。　　它裡面特別提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離我們這裡不到1公里，在海淀街上，有一個咖啡館叫“車庫咖啡”，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就在這個小小的咖啡館裡，有幾十張桌子，每一張桌上都是幾個年輕人在創業，現在創業很方便，因為很多都是在互聯網上做事情。還有很多天使投資者，其中也不乏一些煤老闆，前來尋找投資機會，在他們中間穿梭，像釣魚一樣，很有意思。這樣的咖啡館在美國沒有，矽谷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者是一對一的溝通，中國人很聰明，搞了個集體相親，說我給你提供一個咖啡館，你們都來創業吧，天使投資者你們都來投資吧，這兩件事情每天都在這裡發生。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就是看了這個地方，回去寫了上面這篇文章，說中國最值得美國人害怕的事情，是中國人發現了美國的秘密，什麼秘密？科技和資本的結合。正是這個秘密，使得過去幾十年中美國高科技產業得以獨步天下。三十多年前，年輕的比爾‧蓋茲和喬布斯，也和今天中國的這些年輕人一樣，剛剛走出校園，走向市場，開始創業。這位西方記者敏銳地觀察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很多草根的創業者，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力量。　　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也來了，他們看了之後得出一個結論，說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地方有可能超過美國的矽谷，那就是中國的中關村。有沒有可能呢？ 2009年，從矽谷走出去的IPO企業只有一家，而從中關村科技園區走出去的IPO企業是23家，今天，在這個園區中達到上市標準的公司已經超過了1000家。而中關村科技園區是全國幾十家國家級科技園區中的一家，還有無數非國家級科技園區。　　在這個小小的咖啡館的故事背後，是今天中國經濟社會幾個重要而宏大的主題，科技創新，經濟轉型，大國競爭，當然，還有資本市場，因為，如果缺失了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持，那些年輕人們美好的憧憬，或許會變得黯淡無光。　　中國經濟在三個雞蛋上跳舞　　我想，我們要了解中國經濟的未來，首先要了解世界，去年年底，在一次內部討論會上，我曾經試圖把影響我們生活的五件事情，做了一個簡單的概括，幾個月之後的今天，這幾句話似乎依然成立，而且趨勢依舊。　　第一，歐債危機：沒有最糟，只有更糟。歐洲人一覺醒來，發現歐債危機已經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危機前的希臘人在沙灘上曬太陽，危機後的希臘人都在街上，一半在抗議遊行，另一半在維持治安，最近的發展是警察和公務員也加入了抗議者的隊伍。去年中國有一部穿越劇名叫《步步驚心》，不看內容以為是講歐洲經濟的。歐債遠遠沒有結束，沒有最糟，只有更糟。　　第二，中東變局：沒有最亂，只有更亂。去年至今，民主浪潮席捲中東。我們印像中的中東，男人都騎著駱駝，女人都帶著面紗，好像與現代文明相隔遙遠。但是，突尼斯的一個小商販，驗證了一個著名的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年之內，從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各路強人紛紛退出歷史舞台，不幸的是，這一切並沒有因此帶來民主，今天的中東炮火交加，沒有最亂，只有更亂。　　第三，佔領華爾街：沒有最恨，只有更恨。從去年開始，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佔領華爾街運動。1860年時美國作家福勒曾經描述當時的人們對華爾街的印象： “華爾街是一個塞滿不潔之鳥的籠子，那里人們的所作所為令人憎惡，他們進行著可怕的交易，靠榨取朋友和鄰居的財富來養肥自己”。從華爾街誕生的第一天起，美國人民對於華爾街的情感似乎從未改變，一直是“羨慕嫉妒恨”。唯一的不同是，金融危機後，危機的“始作俑者”們的不僅沒有得到懲罰，而且似乎更加囂張，引發了“世人皆曰可誅”的抗議浪潮，沒有最恨，只有更恨。中國經濟中的製造業和金融業，會不會有類似的割裂？值得我們警醒。　　我們回頭看看金融危機後這幾年的世界，發現頗有些不可思議之處。第一，美國人輸出革命，輸出民主，點燃了中東，燒到了後院，美國老百姓自己上街了。第二，美國地震，歐洲垮了。2008年美國出了個金融危機，2011年歐洲經濟全面崩潰。第三，金融危機3年祭，我們發現世界似乎陷入了一個更大的危機。大家如果回頭看一看過去幾年很多經濟學家關於世界怎樣走出了危機的論斷，你會發現經濟學還是個比較難的學問。　　第四，中國周邊局勢：沒有最險，只有更險。去年年底，北朝鮮發生了權力更迭。我們驚奇地發現，過去的幾十年間，世事變幻，敵友易手，唯有三八線兩邊對峙的集團依然故我，從未改變，一側是朝鮮、俄羅斯和中國，另一側是美日韓，為什麼？地緣政治使然。身處東西方對峙前沿的彈丸之地，因一位28歲年輕人就任大統，牽動了世界上所有超級大國的神經。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也突然發現自己在原先擅長的“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遊戲中，已經從光腳的變成了穿鞋的，必須如履薄冰，投鼠忌器，不希望任何的突發事件，破壞崛起的進程。可以預料，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崛起並迅速改變地緣政治格局，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沒有最險，只有更險。　　第五，中國經濟：沒有最難，只有更難。30年習慣了10%左右高增長的中國經濟，到了2012年，突然發現增長成為了一個問題。這次總理兩會的報告，講了今年7.5%的增長目標，全世界反應非常強烈，大家覺得好像中國第一次放棄了保8的目標，震動還是很大的。中國的確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輕易動用貨幣政策，會帶來通脹，而推動大規模刺激計劃,會延緩轉型的進程，保增長，防通脹，促轉型，三大政策目標，相互交錯，相互矛盾，同時進行。大家應該看過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片，叫《太行山上》，上面有一段著名的台詞，是閻錫山說的，他說你看我有多難，我要在“三個雞蛋”上跳舞，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人，哪個都不好惹。中國經濟的“三個雞蛋”，一個增長，一個通脹，一個轉型，而且改革進入深水區，沒有最難，只有更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應該說，邁入新世紀的中國，經歷了非凡的成長。金融危機前後，從世界的富人俱樂部“G7”到所謂的“G2”（指中國和美國）的變化，標誌著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大幅提升。同時我們要看到，儘管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後還是比較明顯的，在結構、效率、機制等方面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升，有相當多的產業位列全球產業鏈底端。　　經濟轉型，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是從外需導向轉向內需導向，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產業要增強全球競爭力，從比較落後的下游，遷移到中游或者中上游，這個過程有點兒像鯉魚跳龍門，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中國經濟的驚險一跳。歐美危機帶來的外需驟降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推動的外力，社會的進步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倒逼，經濟轉型亦是如此。　　在歷史的坐標系上，今天的中國經濟處在什麼發展階段？　　2010年底，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4300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的門檻。歷史上很多國家在達到人均GDP3000-4000美元之後，往往進入一個矛盾多發期，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最有名的例子是阿根廷，一百年前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達到了大致4000美元，隨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經歷了經濟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十大社會亂象，一百年後的今天，阿根廷仍然未能跨出這一陷阱。這些問題今天的中國有沒有？有些問題我們有，有些沒有；有些問題我們以為我們沒有，其實我們有。今天的中國社會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除了阿根廷，還有墨西哥、馬來西亞等。為什麼這些國家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各種因素很多，各國國情也不同，但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一方面，人均GDP突破三四千美元之後，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的難度加大，可能會遇到一個瓶頸期，而所謂的經濟轉型，往往需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這往往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另一方面，與此同時，社會期望值的增加不會就此止步，兩者的剪刀差容易帶來很多國家社會的失落乃至動盪。　　我們只需要觀察一個產品，iPhone，就不難看到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的窘迫。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社會熱烈追捧最新款式的iPhone，不僅國內市場一搶而空，很多人甚至跑到香港或紐約去搶購，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生產iPhone的富士康屈就於蘋果全球產業鏈的末端，iPhone在國際市場售價為360美元，而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費不到7美元。從前些年的 “13連跳” ，到近年時常出現的工人騷亂，背後的經濟學原理，是中國產業的利潤率太低，在全球產業鏈中缺乏談判力。今天的中國社會，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一分鐘都不能等，社會的期望值迅速飆升，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社會層面亦如此，從近年來微博上不斷爆出的郭美美和表叔等事件，我們看到，人們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從富士康到蘋果的躍遷，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應對挑戰的唯一辦法，是加快經濟社會轉型的步伐。我們怎樣加速這一進程？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突破　　未來10年可謂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10年。2010年底，中國人均GDP達到了4300美元。保守一點匡算，參照我國“十二五規劃”，GDP年均增長7%左右，複利計算，10年後，中國人均GDP正好翻一番，也就是8600美元；如果人民幣升值10-20%，就是大致一萬多美元。這意味著兩件事情，第一，2020年前後，中國人均GDP將接近美國的四分之一，因為美國經濟增長相對緩慢，而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中國經濟總量將趕上或超過美國。第二，人均一萬美元，意味著中國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社會的緩衝區將更深，忍受力將更大，也更有條件推進一些更深層次的改革，後面的道路反而會更加平坦一些。所以，無論怎樣看，未來10年對中國來說都是最重要的10年。中國經濟需要在轉型中實現增長，在增長中加速轉型。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了解歷史上的經濟轉型，能為今天我們的轉型提供良好的借鑒。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兩次重要的轉型，分別發生在兩個世紀的最後30年。　　美國經濟的第一次重要轉型，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30年，美國處在重工業化的階段，當時最重要的產業是石油、冶煉、鋼鐵、化工，等等，美國湧現出了一批偉大的公司，美孚石油、通用電器、杜邦化工，他們都是通過資本市場這個平台上迅速崛起的。尤其重要的是，在這個階段，美國資本市場上的併購浪潮風起雲湧。 1901年，卡耐基鋼鐵公司的產量已經超過了英國的全國產量，而英國仍然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但華爾街的JP摩根組織的財團，買下了卡耐基，也買下了美國其他幾個最大的鋼鐵公司，並把它們整合成為了美國鋼鐵集團，一舉奠定了美國在世界鋼鐵業的絕對壟斷地位；而同時期的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購兼併的中小煉油廠多達400家。資本市場的平台整合了美國經濟，使之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成功跨越了重工業化的階段，並一舉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成長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美國經濟的第二次重要轉型，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30年，美國高科技產業迅速崛起，在PC、電信、互聯網、生物製藥等四大新興產業中，獨占鰲頭，而這些產業中的每一個領頭羊，微軟、思科、朗訊、谷歌，無一例外，幾乎全部依託於美國資本市場尤其是納斯達克的發現和推動。金融危機3年後，我們突然發現，美國冒出了兩個東西，第一個是iPhone，iPhone橫空出世，諾基亞在全球紛紛退市，2009年蘋果的股價是70美元，那時已經是一個世界級的企業，現在超過了700美元。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在3年之內市值翻了10倍，我們還是要驚嘆資本市場的資源動員能力。第二個是Facebook，Facebook一上市，我們發現社交網絡能夠成為了一個新興產業，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像的。這又是資本市場發現的。　　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兩次轉型，都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不是偶然的。經濟轉型是一個巨大的系統性工程，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而從長期來看，資本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遠遠超越其他方式。　　可能一些同學讀過《偉大的博弈》這本書，它是我翻譯的，講述了華爾街發展的歷史，在網上可以找到電子版。為什麼當初要去翻譯這本書？因為我希望大家能夠從華爾街的背後看到美國的崛起史。大家說美國為什麼會這麼強大？這個國家200年前是一個不毛之地，現在雄冠全球。經濟上的原因是從建國之初就奉行了自由經濟，最開始的十三個州就約定，州和州之間不允許有貿易壁壘，而同一時期的法國，從魯昂到馬賽運一車貨物過去，需要交納五十次以上的稅賦；金融上的原因是資本市場發揮了的巨大的作用，使得各種生產要素的交換變得更加迅捷和有效，近代資本市場的發展更是使得幾乎人類所有的生產要素都可以證券化，股份可以變成股票，信用可以變成債券，潛能可以變成期權，在統一的電子平台上一瞬間就可以實現交換。儘管這樣的平台並不完美，但是美國生產要素交換的速度和效率是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200年下來，把對手遠遠地甩在了後面，並在每一次新興產業的競爭中獨占鰲頭。　　我們聽說過的關於美國資本市場的事情中，有很多壞事。1929年的股災，2008年的金融危機，市值曾是最大之一的安然公司，財務報表竟然一句真話都沒有，麥道夫，一個69歲的江湖騙子，用最簡單的騙術，騙走了600億美元。但是，我們也發現，美國經濟中所有偉大的名字，也都與這個市場有關，通用，微軟，思科，蘋果，臉譜，無一例外。為什麼？市場有缺陷，因為市場是人組成的，人有缺陷，人性有弱點，但長期平均來看，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遠高於其他方式，使得美國能在每一輪產業競爭中，都搶先發現新興產業，並迅速推動其發展壯大。　　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中國經濟是美國歷史上這兩個階段的疊加，我們濃縮歷史，希望在未來的30年同時完成這兩件事情。一是加速並完成中國的重工業化，二是幫助中國經濟發現戰略新興產業，並在全球對於戰略新興產業的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國經濟存量的整合，需要更多地依託於資本市場的併購活動；後者是中國經濟增量的發現，需要依託於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等一系列市場化篩選機制。兩者都需要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持。　　中國的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可以成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為什麼美國地震，歐洲垮了　　我們來探討一下歐洲問題的本質，對今天的中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向西方學習，學習日本，學習美國，學習歐洲，我們沒有能力分辨他們的異同，也沒有必要，因為當時的我們差距太大。今天歐洲的崩潰對很多人來說非常震驚，發展了三十年後的我們，應該有能力分析歐洲問題的癥結，以汲取教訓，少走彎路。　　我個人的理解，歐洲經濟今天出現這種情況，可以用四個字簡單概括，叫做“積重難返”。　　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是歐洲的高福利政策。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道，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要匹配的，歐洲的情況是，生產力沒有達到足夠的水平，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所以現在只能往回找。高福利的典型例子是希臘，我們都知道它是高福利，但不知道是怎樣的高福利。希臘這個國家有一個修道院，裡面有很多園丁，享受了30年的福利，還準備再享受30年，最近發現這個修道院其實沒有花園，所以全是吃空餉的。所以大家就容易理解了，為什麼這個國家會突然間崩潰。出了問題，要緊縮財政，沒有人願意接受，大家都上街遊行。所以希臘人也很有意思，上班的時候不來，罷工的時候都來了，出勤率還挺高，全國超過50%。所以，第一，過度福利對競爭力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　　第二，歐元成為了一個美麗的傳說。歐元在設計的時候，出於一個非常美好的意願，希望統一貨幣能夠降低各國家之間交易的成本，促進歐洲統一。但是最初的製度設計，忘掉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古訓，也就是說，當不同競爭力的經濟體被綁在了一起，很快就陷入了“大鍋飯”的泥潭。一個德國人和一個希臘人被綁在了一起，德意志民族省吃儉用，努力工作，在世界上可能僅次於中國人，而希臘人崇尚享樂，最後希臘經濟出了問題，德國人買單；過兩天，西班牙出了問題，德國人買單；再過兩天，意大利出了問題，還是德國人買單。德國人想明白了，說我也變成希臘人吧，而希臘人變成德國人的機率，大致為零。開句玩笑講，當初歐元的設計或許應該請中國人做個顧問，因為中國人吃過大鍋飯，知道大鍋飯肯定是要崩潰的。當然歐元也不會真的崩潰，因為大家都承受不了崩潰的後果，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都是歐洲。　　第三，歐洲產業的空心化。過去十年、二十年世界發生的最深刻的變化是全球化的浪潮，大家可能都看過一本書《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究竟對世界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許現在才慢慢的清晰起來。全球化使得大家被擺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國家競爭力重新洗牌，重新排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歐洲遭遇了從來沒有過的尷尬，勞動力成本，比不過中國、印度、巴西，而創新能力，比不過美國。歐洲成為了全球化的第一個輸家。　　瑞典這個國家有兩款世界名車，薩博和沃爾沃，中國的汽車業去談併購，薩博不肯來，已經破產了，沃爾沃被吉利併購，3年後的今天已經扭虧為盈了，這是大部分歐洲產業的命運。為什麼？全球化之前，大家相隔千山萬水，發達國家在很多產業中具有絕對優勢，全球化之後，學習變得異常便捷和簡單，向新興國家的技術轉讓和產業轉移勢不可擋。即便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是德國，中長期來看，競爭力也會有很大問題。為什麼？除去歐元的困擾外，德國的幾大產業，第一，汽車，奔馳、寶馬、奧迪，生產基地已經轉向中國；第二，化工，出於環境和成本的考慮，一定也會向新興國家轉移，不是中國，就是印度，不是印度，就是巴西；然後就是精密製造，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學習能力是驚人的，而勞動力成本相對還是非常低廉的，我們知道iPhone都是中國的農民工在組裝，天津的海鷗手錶廠每年向歐美出口幾十萬個手錶機芯。如果不能產業升級，或許用不了多少年，德國人可能就會沒事可做了。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我們談論和分析歐洲這些問題，不是想給大家一個“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的印象，餓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不是說我們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發展水平。而是想表達兩層意思，第一，全球化時代來臨了，無論你在歷史上曾經如何輝煌，如果不能自我革新，不能轉型升級，原來的陣地失去了，新的陣地又找不到，面臨的只有無盡的黑夜，在某種意義上，歐洲的尷尬剛剛開始。第二，歐洲產業升級不力，源於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太低，德國和很多歐洲國家的金融體係是以商業銀行為主的，資本市場不發達，缺乏一套支撐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機制。而美國有一個矽谷，矽谷後面有一個華爾街。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很多產業轉移到新興市場，但與歐洲的很大不同是，它能不停地發現新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　　歷史上的歐洲並不缺乏優秀的科學家。我們都知道現代科學之父牛頓是英國人，是歐洲人，現代互聯網之父貝恩是波蘭人，也是歐洲人。撒切爾夫人很久之前說過，歐洲的高科技水平落後於美國，不是因為歐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且因為歐洲的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落後。　　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和經濟整體的市場化程度是一脈相承的。在希臘要裁掉一個人，可能比登天還難，而在華爾街，只要二十分鐘，這叫市場化。更厲害的是，這個人可能第二天就又能再找到一份工作。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大一場危機，美國經濟能夠迅速甩掉包袱，輕裝前進，這也是為什麼，危機的震源華爾街，3年後的今天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日本最近做了一個社會調查，年輕人畢業了想去哪里工作？絕大多數要去東芝、索尼，去幹什麼？無所謂，寧可去大公司掃地，也不創業，所以日本就不夠市場化，所以日本經濟同樣有缺乏創新和新興產業的問題，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 ，可能還會更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經濟學家，曾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統計了過去50年間，全球17個經濟體，在大大小小84次經濟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的情況，結果發現，資本市場主導的四個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在危機後經濟反彈的速度最快，而銀行主導的六個國家，西班牙、奧地利、葡萄牙、比利時、德國、意大利，經濟復甦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幾位正是今天歐債危機的主要成員國，說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彈性的緊密關聯。金融危機後，美歐經濟復甦的差異，再次驗證了這一點，過去兩年和今年，位於危機中心的美國經濟已經實現了正增長，而遠隔大洋的歐元區還在負增長徘徊。　　歐洲需要什麼？需要改革開放。但主動改革開放，何其難也？我們看到債務危機已經在倒逼歐洲各國進行改革，但是步伐很慢，協調不力；在開放方面，我們看到歐洲的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中國人去購買土地或廠家紛紛遇阻。反觀我們中國的歷史，經歷了鴉片戰爭，經歷了甲午海戰，經歷了抗日戰爭，犧牲了三千萬人，還經歷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才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由此判斷，歐洲的覺醒還需要假以時日，歐洲的煩惱遠未結束。　　成長的煩惱　　始於2008年的歐美金融動盪，對東西方世界格局有怎樣的影響？我們怎麼去研判？我們冷靜的看一看，大概有五個判斷。　　第一，不改變發達經濟體衰退，新興經濟體崛起的趨勢。東西方的主要差別，在於他們早於我們一兩百年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過去的30年我們迎頭趕上，而印度，比我們改革開放晚了13年，我們始於1979年，他們始於1992年。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是一樣的，發展階段不同，發達經濟體漸趨飽和，新興經濟體繼續增長。　　第二，加速了這個趨勢。　　第三，發達經濟體的加速衰退，拖累了新興經濟的崛起，形成了一個相互纏繞的複雜格局。歐洲人原來是高福利高消費，他們要真是開始節衣縮食，受打擊的第一個可能就是中國經濟。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東西方經濟體的博弈，不是一個簡單的此漲彼消的過程，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局面。　　第四，金融危機使得很多傳統產業退出了歷史舞台，競爭未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東西方第一次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問題是靠什麼去競爭？是更多地依靠市場，還是行政之手？危機3年後的今天，依託於其強大的資本市場，美國發現了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社交網絡，而過去3年中我們全國各地大干快上的產業叫光伏產業，今天全行業虧損面已經超過60%。　　第五個，世界圍堵中國的步伐加快。大家可能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中國周邊的國家，經濟上全部依賴於中國，政治上很多都反對中國。南海正在成為全世界最複雜的海。一個黃岩島，菲律賓來了，越南來了，還比較可以理解，但是印度人也來了，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都來了，有點超出大家的想像。為什麼？中國的發展太快了，世界以復雜的心情參與到南海的紛爭，或許並不是為了領土或者領海，或者石油，而是來對中國的崛起表了一個態。某種意義上，南海事件是中國真正邁入大國時代的標誌。　　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突然出現在世界地平線上，突然躋身於全球俱樂部中，可能自己還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但方方面面的壓力都出來了，這是成長的煩惱，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我覺得吳曉靈同志最近有句話講的非常好，她說“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惟一正確的答案。　　2000年前後，世界開始流行“中國威脅論”，100年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是“美國威脅論”，因為美國那時候正是發展最快的時候，正在全面超越英國和歐洲列強。那時候圍堵美國的急先鋒，一個是英國，一個是德國，尤其是英國，還同祖同宗。但看到美國發展得快，又要過去投資，分享它的成長，時冷時熱，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多少年？五十年，直到美國完全超過英國，兩國的關係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小布什說他要打伊拉克，布萊爾說他第一個報名，地緣政治最終取決於一個因素，實力。歷史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啟示，我們可以預見，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歐關係，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將是這麼一個鋸齒般的關係，既不會天天是蜜月期，也不會降到冰點。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自己堅定不移地成長，保持發展，保持穩定，推進改革。　　中國經濟的“非誠勿擾” 　　中國的溫州很有意思，這個城市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國的中小企業倒閉潮也始於溫州，為什麼？缺錢。這就很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業需要融資，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溫州資金滿天飛，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到澳大利亞去炒房子，據說炒得澳大利亞人買不起房子了。　　溫州是今天中國的縮影。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最缺的是錢，改革開放30年後，我們社會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居民儲蓄月增加了1619倍，而同期GDP增長了178倍。我們有錢了，但卻突然發現，這些錢不知道怎麼辦了，找不到投資方向。溫州凸現了中國經濟的一個結構性缺陷，即金融市場不發達。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如果金融市場的發展不能跟上，富餘的資金不僅不能幫助實體經濟的發展，還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中國最火爆的電視節目，《非誠勿擾》算是一個。為什麼呢？應該是和中國社會找對象難有關。一大批大齡男青年，一大批大齡女青年，就是找不著對象，為什麼？缺乏一個互相了解、信息溝通的平台。現代社會可能節奏也比較快，工作比較忙，大家沒有時間去宣傳自己，一咬牙，把自己IPO了，上了非誠勿擾。中國經濟亟需一個能讓企業和資金能夠找到彼此的非誠勿擾的平台，這正是今天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重點任務。　　怎樣做呢，首先要完善市場體系。這兩年股市不太好，大家對IPO意見很大，說中國每年300個IPO，太多了。最近大家都知道，證監會把所有排隊IPO的企業名單預先公佈出來，大家一看，500個在排隊。　　事情的另一個方面是，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國來求這些IPO資源，因為他們的經濟沒有增長。大家說美國華爾街為什麼出現這麼大的問題？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就是經濟發展比較成熟了，沒有那麼多上市資源，美國的投資銀行業失去了目標，所以沒辦法，只好去做CDO、CDS了，最後自己摔一大跟頭。中國有這麼多上市資源，紐交所也好，倫交所也好，納斯達克也好，天天在中國轉。一邊是有大量的上市資源，一邊是中國社會又不是沒有錢，反而有很多錢，這些錢也正需要投資於這些正在成長的企業，否則怎麼保值增值呢？所以從這些因素來分析，是缺乏一個對接的通道或平台，或者這個通道或平台不夠有效。所以首先是怎樣去拓展市場體系的問題。10萬紅軍到了湘江，發現只有一座浮橋，叫IPO，怎麼辦呢？只有再架三座浮橋，第一叫債券，第二叫三板，第三叫PE。　　我們還要建設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為什麼？一方面，像浙江這樣的省份，銷售額過億的企業超過一萬家，不可能都來上市，它們中的一部分到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掛個牌，公司得以改制，完善治理結構，有個價格，有人買它，有人賣它，有個市場約束，就會一天比一天好，中國經濟會上個新台階；另一方面，像烏魯木齊這樣的城市，半徑1000公里的範圍內，沒有一個城市能與之競爭，如果發展了一個活躍的區域股權交易市場，那麼，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的企業可能會到這裡來掛牌，來融資，東突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了。中國的發展，還是要融合周邊的經濟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區域性資本市場的發展，可以幫助實現國家戰略。具有同樣戰略意義的地方，還有南寧，輻射東盟經濟體，還有海西，輻射台灣，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來融資，加快兩岸經濟體的融合。當然，區域性市場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證基本規則全國的統一性，防止一放就亂，這方面，秦始皇有個做法值得借鑒，叫做“車同軌，書同文”。　　其次，建了這些市場，必須保證它們的公開、公平、公正，不能欺詐，不能編造業績，不能隱瞞經歷，不能只想著來圈錢，不能操縱市場，不能搞內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監管。聽說有一個在逃犯，本來潛伏了13年，去了一次非誠勿擾的節目，被抓走了，這有一點像“綠大地” 。第三，要強化投資者的保護機制。所以我們在推動鼓勵分紅的機制，推動退市機制，這都是今年在努力推動的一些事情。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中國資本市場有一個特點— —換手率比較高，曾經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過900%，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韓國市場，只有200%，而發達國家在100%左右。這兩年市場低迷一些，換手率下降了不少，但仍舊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換手率高的市場往往是散戶為主，往往比較活躍，但是如果一個市場過於投機，也是很危險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襲來，以投機性著稱的韓國市場應聲崩潰。所以，我們要推動中國的長期機構投資者的發展。一方面，長期資金是相對穩定的；另外一方面，因為它一般也是大型資金，會有專業化的管理，可以幫助提高市場的專業水平和理性程度。　　應該說，中國資本市場二十多年，跨越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中國資本市場有很多先天不足。改革開放早期，中國有一位到美國的留學生，他後來成為了華人中很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他回憶說，大部分到美國學習經濟學的中國留學生，需要從零開始，因為他們原來學習的是理工科，而他自己原來是學經濟的，所以要從負數開始，因為他原來學習的是計劃經濟。可以說，中國的資本市場就是從負數開始，它脫胎於計劃經濟，早期的市場由國有股份完全主導，市場文化中還有封建主義的殘餘。因此，我們的市場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缺陷，改革的步伐舉步維艱，就不奇怪了。但我們應該記住小平同志的一句話，叫做第一不要怕犯錯誤，第二發現問題趕快糾正。我們應該堅持這個態度。　　中國為什麼沒有喬布斯　　去年喬布斯的去世，在中國社會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大家都在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喬布斯？的確，喬布斯的熱情和天分是難能可貴的，但喬布斯的奇蹟是製度的產物，背後是一整套經濟和金融的製度安排喬布斯和蘋果的成長和資本市場息息相關。蘋果1976年創立，1980年上市，喬布斯已經身價億萬，從此衣食無憂，因此有機會做一個更加純粹的人，以創新為使命。蘋果上市後，併購了很多公司，整合了很多技術，也是在資本市場這個平台上才得以實現。最為重要的是，喬布斯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蘋果全球的員工有46000人，喬布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動員這麼一個巨大的群體夜以繼日，奇蹟般地創造出了美輪美奐的iPhone，靠的是一個激勵機制，叫做股權激勵。　　去年，我收到過一個短信段子，很發人深省。它說我們總是告訴我們的孩子，我們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從來不告訴他們過去100年中這個世界的主要發明，都是美國人發明的，縫紉機、洗衣機、電視機、航天飛機、 iPhone，等等。是不是美國人比中國人聰明呢？應該不是，我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發現，一門課如果沾點數理化的邊，考下來第一名往往是中國人，一個班上如果沒有中國人，第一名可能就是印度人。中國人這麼聰明，為什麼我們沒有矽谷？　　在紀念喬布斯的日子裡，我在網上看到了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視頻，是他在矽谷為了擴展公司園區，給當地的社區委員會做了一個演講，講了40分鐘，然後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提問題，一共有4個人提了問題，我一看，4個人裡有3個中國人，一個大陸來的，一個香港來的，一個台灣來的，口音聽得出來。很感慨。第一，中國人今天真是了不起，基本上佔領了喬布斯的家鄉，矽谷有很多中國人。第二，為什麼這些人不回來，還在幫著美國建設創新經濟。我想，如果我們有個機制，讓他們在中國成為喬布斯的機會大於在美國，他們一定是會回來的。　　所以，美國鼓勵創新的還是依靠一套機制，尤其是科技和資本對接的機制。有了這套機制，沒有喬布斯，也會有李布斯。美國在過去的三十年，事實上出現了大大小小成千上萬的喬布斯和比爾‧蓋茨，他們的故事千差萬別，但本質是一樣的。我們都知道，iPhone的生產組裝在中國的深圳；蘋果的應用軟件很多也都是在加州的中國人所寫；甚至蘋果產品在中國市場爆炸式的銷售業績增長也是蘋果股價一路飆升的重要推手。但中國卻沒有出現蘋果和喬布斯。　　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建科技園區，都是想要復制矽谷，應該說還是一件好事，問題的關鍵是怎樣能夠讓科研、人才、專利、資本，在一個平台上自由地交換。國家和國家競爭的是這個，地區和地區也是。我國一個中部省份的一群年輕人創業，發明了一種地膜，一般的地膜是塑料做的，但是他們發明了一種地膜，是澱粉做的。好處在於，第一，可以自然降解，無污染；第二，莊稼長出來之後，不需要人工，自己就可以鑽出來。這些年輕人創業的動力在哪裡？想上創業板。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了資本市場激發的創業和創新的熱情，也看到了現代農業和中小企業在資本市場也可以大有作為。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未來若干年中，在資本市場的牽引下，遍布全國的科技園區和成千上萬的創業人群中，或許將走出中國的蘋果和喬布斯。　　不僅是科技創新需要資本市場的支持，資本市場也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主戰場。觀察過去一個世紀中，三個企業從零開始成長到市值1000億美元的歷程，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企業的成長與資本市場的關係。第一個公司叫GE，道瓊斯指數設立時23個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來的企業，實現這一增長，經歷了大致100年的時間；第二個公司是微軟，花了25年；第三個公司叫谷歌，只花了7年。由此可見，世界的競爭是在加速的，一個現代企業，如果不能夠與社會化的資源平台去結合，在國際競爭中可能是沒有機會的。　　美國經濟體中，最重要的500個企業，組成了美國的“財富五百強”，如果我們有機會瀏覽這五百家企業的名單，我們發現其中鮮有非上市公司。由此我們可以想及2020年的中國，也會有一個“財富500強”，到那時，從第1個數到第499個，基本上也都將是上市公司。未來10年左右，中國資本市場將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戰場。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我們發現，中國企業與資本市場結合的過程，公司治理、激勵機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獨立董事等一整套有效的製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過程。　　中國經濟的股東與和諧社會建設　　企業走向資本市場的同時，中國社會的富裕資金也要和資本市場結合，這關乎和諧社會的建設問題。　　前一段時間，在社會上就“養老金入市”的廣泛討論中，一些人把它簡單理解為鼓勵老百姓去買股票，甚至認為是要拿老百姓的養命錢去托市。這裡有兩個常見的誤區，一是“養老金”有不同的層次，有以保證絕對安全為目標的基本養老金，也有需要尋求成長性的補充和商業養老金，二是所謂“入市”的市場，不僅指股市，還有債市，在很多發達國家，養老金的投資範圍涵蓋十幾個甚至更多個不同的市場。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推出了“401K”計劃（企業補充養老計劃），取得了成功，這能給我們很多啟示。我記得九十年代初到華爾街工作的時候，填了一張表，自己還沒太搞清楚，每個月的工資1/3就進了養老金計劃，為什麼呢？第一，你如果省下1000美元放到養老金計劃裡，公司被強制要求匹配1000美元，你如果放2000美元，公司就匹配2000美元；第二，你如果在59歲半之後取出你的養老金和投資受益，大致要交15%的稅，如果在這之前拿出來，要交很重的稅並被罰款。這樣的結果是，所有的美國人，每個月都會盡可能多地省下工資，放到養老金裡，這些養老金交由專業團隊管理，源源不斷地進入資本市場，在裡面一放就是30年。這些制度安排，稅收優惠、延遲納稅、企業強制補充、長期激勵，等等，都值得今天的我們根據國情加以藉鑑。　　在關於養老資金的投資安排裡，有三個原則最為重要：一是專業投資，即通過篩選和委託專業機構投資者進行投資，也就是說不鼓勵老百姓自己抱著錢衝到市場裡去投資。二是組合投資，在包括國債、公司債和股票等多個金融市場中進行不同資產類別的組合投資，並根據不同性質養老資金的安全性要求和風險承受程度，進行不同比例的配置。從美國的情況來看，最注重安全的第一支柱基本養老金，絕大多數是投資於國債的，幾乎不投資於股市，也因此規避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衝擊，但是成長性和回報率較低；而包括401k在內的企業年金等第二支柱和商業保險等第三支柱，在股票、債券，甚至REITS、PE、VC等各種資產類別中投資，因其投資回報率高，而在過去的幾十年實現了非凡的增長。第三個原則是長期投資，美國養老體系的大規模建設始於80年代初期，在隨後的30年後中顯現出了強大的社會效果，美國普通老百姓的401k計劃中的養老資金與美國道瓊斯指數的相關係數達到90%以上。　　事實上，這是全世界所有養老金和大型機構投資者通行的一些標準做法，而且完全在中國市場也是完全可以應用的，全國社保基金在過去的十年中取得了平均8%左右的回報，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秘方，而正是因為堅持了這三個基本原則。我們應該按照這個方向推動中國的養老體系和社會保障體係與資本市場的結合。　　資本市場與長期機構投資者的良性互動，強調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設，涉及中國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也許投資需要擇時，但制度建設不能再等，今天我們不推動，10年以後還是要從零開始。當然，資本市場本身也有很多問題要解決，要加快改革和建設的步伐，但兩者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過程，應該協同發展，協同解決。　　由此想到，資本市場的改革是一個結晶過程，即首先是一堆分子先形成一個晶核，這個過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攏到一起，也同時有很多分子散開，但是當達到一個臨界點之後，這個過程就成為不可逆。養老體系建設和資本市場發展是這樣一個過程，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社會的進步也是這樣一個過程。　　這一制度為什麼這麼重要？1930年，美國的通用汽車第一任總裁叫威爾遜，是一個大資本家，但是他有一點社會主義情結。他第一個倡導讓工人的養老金參與資本市場。對此，美國的資產階級很生氣，“這樣一搞，工人不是都和我們一樣成了資本家了嗎？”事實上，威爾遜的做法很有遠見，隨後的近百年中，美國大多數的普通公民通過養老金和企業年金參與了資本市場，成為了美國經濟的股東。　　站在歷史的肩膀上，我們希望能夠盡快推進養老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協同發展，通過制度安排，通過專業投資，將中國社會的富裕資金有序地引導到資本市場中去，與中國經濟體中正在迅速成長和發展的企業群體對接。這樣對中國經濟、社會資本、創新企業和普通百姓來說都是一個莫大的好事。　　華爾街是九段棋手　　前面給同學們講了這麼多資本市場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第一是希望同學們意識到，即便你不將來不從事金融業，你多半還是會和這個市場打交道。你將來去做任何產業，不管是IT還是化工，都應該了解這個市場，因為中國經濟的主體會在這個市場運行，你所在的公司多半會是個上市公司。第二是也希望很多同學能夠參與資本市場的建設，成為中國金融服務業的一部分，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金融業的競爭，最重要的競爭還是人才的競爭。　　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曾經參加了一次中央電視台的“直擊華爾街風暴”節目，主持人首先談到《偉大的博弈》，他說現在有人說偉大的博弈死了，華爾街死了，問我怎樣評價？這個問題當時有點難回答，你說華爾街死了，3年後的今天，它還在全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你說它沒死，中國人民可能還不愛聽，所以沒法回答。想了一會兒，我說，什麼是華爾街呢？物理上呢，就是紐約曼哈頓的一條小街，長不過500米，算上周圍的街區，方圓1.5公里。真正的華爾街，指的就是美國資本市場的30萬金融專業人士。每天開市的時候，他們來到華爾街，華爾街就成了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傍晚，他們離開，華爾街就是一座空城了，什麼都不是。這30萬金融專業人士，總體來說是訓練有素的，水平也是比較高的，就像九段棋手。但九段棋手也是普通人，也會有不理性的一面，也會過度貪婪，也會走出臭棋，弄得滿盤皆輸，但你不能說他沒有段位了。第二天，財經網站有這麼一條報導：“華爾街是九段棋手”。如果我們在未來的10年能夠培養出30萬金融專業人士，那我們至少在數量上趕上了華爾街，當然或許質量上我們還可以通過實踐不斷提高。　　給同學們介紹與資本市場相關的幾個行業，第一個傳統的投資銀行業(underwriting) ，主要指的是承銷與併購。從事這個行業，主要是分析能力，對公司的估值，對行業的分析等等。但也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溝通能力，因為需要長期跟公司客戶。第二個是證券的銷售和自營(sales & trading)。資本市場是千變萬化，我在華爾街工作的時候，投資銀行業的幾個子行業都有幸都從事過一段，能體會到各自的不同。在交易大廳從事銷售和自營，每個人面前大致會有3-4個屏幕，據說現在已經有十幾個了，上面滾動的是全球各個市場的數據。在交易大廳了，你會體會到，每秒鐘這個世界都有無數的機會，每秒鐘也會錯過無數機會。後來從自營進到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行業，一瞬間覺得世界突然靜止不動了，為什麼？資產管理相對太慢了，有的長期機構投資者可能一個月才調整一次倉位，或許還會更長時間，這和自營的每時每刻都在捕捉投資機會，簡直是天壤之別。　　這幾個部分組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鮮活的資本市場，就像菜市場一樣，投行的人把公司拿到市場上來賣，資產管理就是買家，銷售和自營就是在市場裡面穿針引線，間或買進賣出，在獲取利潤的同時，提供了流動性，這就是資本市場的生態。　　對於想從事這個行業的年輕人，有幾個素質比較重要。第一就是要有一定的數理分析能力，我們中國的教育中比較強調數理，我覺得這是很好，提供一個思考和邏輯分析的基礎。第二是要比較強的和人的溝通交流，尤其是和客戶打交道的能力。第三就是要有風險控制能力，自我約束能力，歷史上所有好的基金經理，往往最後都是敗於自己的風格，因為太成功了，不斷的重複，直到某一天崩潰了。　　還有一個講到這裡，我想提一下金融工程，有很多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這個專業，近年來國內也發展了這個學科，因為中國人數理基礎比較好。美國華爾街九十年代以來的很多複雜衍生品的研究和交易工作，後來都是原來讀物理和數學的中國人在從事。最近，有些同學可能在網上看到了一條消息，有一位中國同學叫戚成純，在伯克利大學學習金融工程碩士，最近在畢業典禮前兩週的時候在宿捨去世了，大家推測他的去世與過勞有關，這件事在留學生圈子裡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去年冬天的時候，他曾經在我們研究中心實習過3個月，是個非常優秀和努力的年輕人，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題目叫《生如夏花之絢爛》，傳到網上，有很多年輕人留言懷念他。一方面，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另一方面，這件事情也提醒每一個在拼搏的年輕人，要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　　另外一個要提到的行業就是PE，相對於一級市場來說，PE和VC，VC可能更早期一點， PE是接近中後期。比起二級市場，一級市場還是效率比較低。但大家要記住，凡是效率比較低的市場，也是機會比較大的。所以美國很多人在二級市場做了大半輩子，最後都來做一級市場，因為一級市場的利潤比較高。但是因為一級市場效率比較低，往往也是高下立判。所以，收益和風險都是對稱的。我曾經研究過在美國市場各類資產類別中，最優秀的（top quartile）基金經理和最差的（bottom quartile）基金經理的差別，就是說把一個市場，如股票、債券或PE，其中的數百個基金經理的十年投資年均回報做一個排名，把前25%的平均回報，減去最後25%的平均回報，結果大致是，大盤股票基金，10年下來，最好和最差的基金經理也就差1%，而債券往往只有幾個基點的差距，而VC和PE行業，可以差出20%以上，客觀上說明債券市場比股票市場有效，獲得超額收益很難，而VC和PE市場遠沒有股票市場有效，投資管理水平的差距可以是非常大的。　　還有一條道路就是創業。我參觀過前面提到的車庫咖啡屋，很有意思。每一個桌上是三四個年輕人在創業，例如其中有一家是為別人做招聘的外包。互聯網時代使得創業變得更加便捷，不像以前，不再需要購置車床或拖拉機，現在只要有個電腦上網就可以了，這使得創業比原來的壁壘降低了很多，當然，競爭也可能更激烈了。創業比起從事金融服務業，應該說是更艱難，但潛在回報也更高。當然創業並不一定都能成功，但失敗也可以是人生很好的財富。　　中國經濟的圍城與穿越　　最後，我想講講中國經濟未來的一些展望。中國經濟很多時候會超預期。儘管說發展過程中有高有低，有很多憂慮，很多挑戰，確實是，但是總體來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加速的。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2000年我回國，2001年，有一個美國人來到中國，他是高盛的總裁，叫約翰‧桑頓，他放棄了高盛總裁職位，到清華來教書，一1塊人民幣的年薪。我和他吃了一頓飯，我問他，你為什麼放棄了高盛的位置，到中國來教書啊，他的回答讓我很吃驚。他說，他想來想去，他這輩子能夠看到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超過美國，就是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總量第一，他要到中國來見證這個過程。　　2001年時，一般性的預計，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是在2050年開外，2050到2060年之間，所以我並沒有拿他的話當真。後來有一次，和一位領導聊天，領導問，桑頓到中國來你有沒有見過？我說，巧了，剛吃過一頓飯。領導很好奇，他為什麼來中國。我說他告訴我，他到中國來見證中國經濟超過美國。領導楞了一下，說這個桑頓，他這輩子想活多少年？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是2016年，與原先的估計提前了近四十年，我們保守一點估計，2020年前後。應該說，桑頓還是挺有遠見的。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加速效應。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加速？　　很多人在看待經濟前景的時候，往往短期因素看得多一些。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大的宏觀背景，就是13億人，越來越多的參與進來了，這個非常了不得的。我們理解市場經濟，亞當‧斯密，最基本的原理叫做自由貿易或自由交易（free trade），理論上講，自由交易是個排列組合的過程，2個人可以做1個交易，3個人3個， 4個人是 6個，5個人是10個，6個人15個，7個人31個。當13億人越來越多地人參與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去的時候，就像打開了的潘多拉的盒子，是不可逆的，結果可能是爆炸式的，英文叫做階數增長（exponential growth），總量的增長可能會呈現加速的態勢，會有翹尾效應。　　這是除去各種短期因素以外，中國經濟發展背後最大的宏觀和長遠因素。看不到這個因素，可能你的估計全都是錯的。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講中國一定要保持穩定，否則沒有讓這些交易發生的環境，你可能花大部分時間進行社會的修補。在這個過程中，第一是對手方越來越多，大家發現參與市場經濟的人越來越多。邊遠地區參與進來，開始搞旅遊了，幹部下海了，所以參與對手方越來越多，增加一個人，不是只增加一個交易，而是很多交易的可能。第二是升級，大家說農民工少了，影響經濟發展，但可能很多農民開始辦企業了，甚至有的去讀了EMBA，也不是不可能。第三是基礎設施的改進，比如道路交通的進步，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還有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信息交換的便捷。第四是社會的進步，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信用體系的建立，法制環境的改善，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交易規則的清晰，我們要建設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因為在資本市場上，大家必須講規則，這大大降低了社會交易的成本，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效率。還有一個就是民族特性，中國人很勤奮，一天會做10交易，一個德國人一天做1個交易，一個希臘人大概10天也不做1個交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從總量來說，它呈現一個加速發展的趨勢。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要有憂患意識，中國經濟有很多問題，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改革，中國資本市場也不會某一天就突然變得完美無缺。這需要很多年輕人共同來參與，推動發展和改革。但是我們要有信心，我們還需要有智慧看到問題的本質，需要看清楚要在哪些方面去推動改革。　　去年年底，很多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一片悲觀，結果數據一出來，發現沒有那麼糟糕。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多次，我把它稱為“中國經濟的圍城與穿越”，什麼意思呢？圍城，往往裡面的人覺得外面好，外面的人覺得里面好，現在大家說，都不行了。中國人一看外面，金融危機，肯定不行，外國人看中國，看空中國。我看現在只剩了一種人說中國還可以，我把它稱為穿越，在東西方之間的穿越。那就是，老外到中國一看，說中國還行，中國人出國一看，還是祖國好。其實好壞都是相對的。我認識一位拍經濟專題片的導演，去意大利拍片子，正好碰到經濟危機，貝盧斯克尼下台，連夜寫個郵件回來，說到了意大利，發現還是祖國好，導演往往算是比較憤青的。我們不是說中國沒有問題，但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要對自己有信心。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問題在哪裡，怎麼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盲目憤青或悲觀。　　中國經濟的動力在哪裡呢？2006年，我帶著證監會研究中心的全體同志去搞黨建活動，去了北京郊區地道戰的遺址，叫焦莊戶，看到了這個廣告牌，很震驚。一個廣告牌上，不多不少，27個農家菜的廣告，這弄不好就是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廣告牌。後來我去參加國際論壇，什麼都不用帶，就帶這張廣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我說這就是中國經濟，在中國經濟的每個環節，每個行業，都是這麼一幫人，他們絲毫不害怕競爭，他們全心全意的擁抱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經濟為什麼總是滾滾不斷往前發展的根本原因。中國的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是充分競爭，當然這種模式的弊端也需要我們努力消除，但中國經濟不缺動力。中國人從來不缺乏競爭意識，往往缺點兒競爭規則，一般都是胡亂競爭。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發展資本市場，我們要讓中國經濟能夠納入一個比較良好的、透明的、公開的、有規則的競爭體系，使得中國經濟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運行，這會使得中國經濟走的更好。　　每年都會遇到一些小事情，讓你印象非常深刻。去年我去了中西部的一個城市參加會議，在機場接送我的是一位老司機，和他隨口聊起來。我說您怎麼這麼大年紀還開車謀生，他說他實際上是旅遊公司老闆，因為活動太多了，司機不夠用了，只好親自來開車。路上聊起iPhone，發現他挺了解iPhone，一問才知道，他還是這個城市的iPhone總代理。聊起股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IPO排隊時間有多長，我說你這個旅遊公司難道想上市不成，他說不是，我還投資了個PE，他參股了的一個公司差不多可以上市了。我後來想，中國13億人究竟有多少老闆？說不清楚。　　中國這個國家有什麼特點呢？第一，人多，第二，每個人都要辦公司，都要當老闆。大家說，美國有矽谷，是因為美國人有牛仔精神，喜歡創業，其實中國人的創業精神一點也不亞於美國人,只是缺乏一個機制。我們相信，中國資本市場各項製度的逐步完善，能夠更好地把這些創業精神喚醒，來推動中國經濟轉型，推動產業升級。　　大國崛起需要不斷改革體制機制　　2010年底，中國跨越了人均4000美元的門檻。如果時光倒流100年，1913年，世界上有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阿根廷，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那時，世界在猜測，是美國崛起，還是阿根廷崛起。　　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個問題有點不可思議。美國今天人均GDP4萬8千美元，阿根廷不到1 萬美元。但一百年前，起點是一樣的，而且阿根廷這個國家資源很豐富，面積不到美國的一半，耕地面積竟然和美國相當。一百年前的歐洲，很多人移民去美國，還是去阿根廷，猶豫不決，很多人最後去了阿根廷，為什麼，南美氣侯好，100年之後的這兩個國家，已經無法同日而語。　　世界很奇妙，幾乎是一個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世界今天又在猜測，是中國崛起，還是印度崛起。中國正好也走過了人均4000美元的門檻，4000美元之後的競爭力靠什麼？大國崛起競爭的是什麼？從美國和阿根廷的百年興衰來看，不是起點，不是資源，是體制機制。　　大國崛起需要不斷改革體制機制。中國有一首兒歌，“兩隻老虎，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跑的快”。中國社會有兩隻老虎，一隻叫做改革，一隻叫做社會問題，它們不知道對方在哪兒，它們可能都跑得很快，我們希望改革這隻老虎跑的比另外一隻老虎快一點兒，這樣我們才能實現未來10年的發展目標，並在此之後走上更加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實現真正的崛起。　　我們看有沒有可能性呢？完全有可能。因為中國的本質問題還是一個怎麼去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這個詞是有特定的含義的，中國的改革，主要指的是市場化改革，釋放生產力，而不是別的。　　中國過去30年的奇蹟，始於一個產業的市場化，農業，從包產到戶開始，結果是什麼呢？8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做《誰來養活8億中國人》，說中國這個國家人很多，耕地又很少，中國人將來吃不飽飯，天下大亂。今天中國不止8億人， 13億人了，可能有一半人在減肥，至少吃飯不再是問題。同樣的一片土地，同樣的人群，會有這麼大的變化。中國的改革從農業的市場化開始，隨後擴展到輕工業、重工業等各個領域。2001年到2006年，我有幸參與了基金業市場化改革的全過程，也見證了在金融行業推動市場化改革能帶來的變化，行業規模從500億到上萬億的爆炸式增長，除了市場環境等的客觀因素以外，與其他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一樣，每個從業者積極性的調動帶來了行業潛能的釋放。　　今天中國改革的本質，仍然是怎樣去推動市場化改革，來釋放生產力。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很多領域需要市場化，也可以市場化。金融領域是一個典型，大量企業找不著資金，大量資金找不著企業。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不發達，不有效，不夠市場化。醫療領域可能是另一個典型，一大幫病人找不著醫院看病，一大幫醫學院的畢業生找不著工作，也是因為這個領域不夠市場化。改革，可以有很多宏大的設計，也需要從經濟社會一些明顯市場化不足的領域做起，我們相信，這些領域的逐步市場化改革，釋放出的生產力，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未來10年發展和轉型的重要動力。　　今天的中國還有沒有改革的動力？對於改革的動力，大家都有很多的擔心，我個人的理解，我覺得中國改革的動力可能還是來自於中國過去百年來的屈辱。有一次我做了一個講座，舉了阿根廷的例子，講座結束後，單位裡一位年輕的小同事和我說，主任您講的挺好的，但我就是老想不明白，你們這幫人怎麼老想著中國崛起，怎麼老想要發展，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像阿根廷人那樣生活，他們那么生活不是挺好的嗎？當時這話問得我一時也有點回答不上來了，我說我們是沒見過日本鬼子打進來，但是我們聽說過，你們可能沒怎麼聽說過。　　有一天，我開車上班路上，聽到電台播了這麼一條消息，我覺得很感慨。最近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30週年，阿根廷人舉國上下在討論，說想把它收回去，馬爾維納斯群島對於阿根廷有一點像我們的台灣。英國人聽說了，英國議會開了個會，說要再派一艘航空母艦去，把阿根廷再教訓一頓。阿根廷的軍隊，在英國皇家海軍面前基本上不堪一擊，經濟水平位列南美最貧窮國家之一，於是只好忍氣吞聲，偃旗息鼓。我想，阿根廷人雖然生活很悠閒，但是有時也很屈辱。所以我相信中國還是有改革的動力的。　　當然，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改革也不再像30年前那樣順理成章，因為那時候不改革就沒有飯吃。今天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涉及到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個系統性的工程，或許我們還要有足夠的智慧，能夠設計好改革的帕累托演進，讓參與改革的每個人，都能從改革中合理地受益，包括在政府和市場的人才之間建立有序的旋轉門機制，才能更好地推進市場化改革。　　鄧小平同志很早就說過，中國的崛起，需要兩個30年。今天的我們，正好站在前面30 年的終點，後面30年的起點。　　那麼，中國能不能再有一個30年的發展？在二戰結束以後，幾乎所有的經濟體都有過一個高速成長的30年。歐洲從廢墟上開始復興，德國、法國從1945年走到1970年代陷入經濟滯脹，30年；美國二戰結束後從軍用經濟轉向民用經濟，走到1970年代遇到石油危機；日本人是50年代末期走到了1989年經濟泡沫破裂，30年；亞洲四小龍60年代末期起飛，走到了1998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30年；美國在1970年代後又有了一個30年的高速增長，靠的是高科技產業，而高科技產業的背後是資本市場。中國1979年走到2009年，也是30年，還正好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機。　　中國今天也正好站在這麼一個關鍵的時刻，如果我們加快推動改革，相信中國經濟有能力再走30年，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要不斷提高中國社會的各種文明水平，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還有政治文明。小平同志講，如果再發展30年到50 年，我們就可以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時，我們才能說，人口眾多的中國，對人類作出了貢獻。　　我想，我們這麼一個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也有近百年的衰落和恥辱，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迎頭趕上，　　今天我們幾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多少代人夢想和企及的民族復興的光輝前景，就在可預期的未來。我想，我們這一代人，非常幸運，經歷過中國的貧窮，見證了中國過去30年的巨變，還有機會推動中國未來30年的成長。在歷史的長河中，再長的生命也是一瞬間，一滴水只有和洪流結合在一起才會有力量，我們有幸和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結合在一起，確實是非常的榮幸，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不辜負時代賦予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機遇。　　謝謝大家！（全文完）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8.173.174.110 ※ 編輯: littlekang1 來自: 218.173.174.110 (12/08 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