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錄] 危機後的南韓經濟：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後果

看板Economics (經濟學)作者tumpuabus (環泰才是王道)時間17年前 (2008/08/26 10:00)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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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後的南韓經濟：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後果（摘譯）作者：詹姆斯˙克羅帝（James Crotty）＆Kang-Kook Lee 作者網頁原文連結文章日期：2005年9月摘譯：Andre 1. 導論在1997年的危機之前，七大工業國、外資公司與銀行即施壓要求分享南韓經濟奇蹟，國內的財閥與富人也希望擺脫國家的限制，使得南韓國家主導的經濟結構逐漸被打破。國家不再控制財閥的投資方向，也大幅降低了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管制，放鬆跨國的資金流動，尤其是完全放寬了短期的資本流動。1997前幾年，外國的短期信貸不斷增加，助長了由投資主導的經濟泡沫，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國銀行拒絕展延短期貸款，要求支付，但韓國的大銀行與公司皆缺少現金，瀕臨毀約邊緣，政府遂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條件以支付外債，國際貨幣基金藉此得以控制韓國經濟。主流經濟學家承認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使得短期外債大增並觸發了危機，但認為自由化並非危機的根本原因，只不過暴露了韓國經濟結構中固有的問題。但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是自由化才造成了無效率，從而破壞了南韓傳統經濟體系的內在聯繫，若沒有對短期資本流動去管制化，韓國也不會面臨金融危機。危機發生後不久，國際貨幣基金即宣布南韓經濟結構已無法運作，需進行緊急手術，並提出極為嚴苛的條件，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恢復外國投資者的信心。但是到了 2003年，國際貨幣基金自己在報告中承認，若當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宣布將給南韓一切必要的外匯，那就根本不會有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的長遠目標是要瓦解南韓經濟模式。它推動的結構改革方案包括：打破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緊密聯繫；使外資可進入國內金融市場；去除壟斷、貿易壁壘等障礙。在其中，美國堅持要將結構改革作為貸款條件。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積極與國際貨幣基金合作。1985年金大中便宣稱要最大程度地依賴市場力量，1999年更說，由於金融危機強迫韓國進行改革，因此危機可說是給韓國的祝福。金大中與國際貨幣基金的目標是：將勞動市場彈性化，瓦解工人運動；金融自由化，以開放的資本市場取代由政府指導的銀行融資；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 2. 新自由主義重建：低度增長、高度不平等、外資影響力增加 2.1 危機後的經濟表現儘管韓國企業在危機後財務吃緊，但國際貨幣基金會依然大幅提高了短期利率，並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使得1998年真實GDP下降6.9％，國內需求則下降13.8%。 1999年政府決定加強內需並降低韓國對出口的依賴；這目標不錯，但選擇的作法卻是透過去管制、減稅來刺激消費信貸，結果使得家庭負債占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41％上升到2002年的74％；此比例與低儲蓄率的美國一樣高，終於在2003、2004年爆發卡債危機，消費的平均年增率從1993-1997年間的6.5％降到1997-2004年間的2.3％。更重要的是，危機後出現了投資的停滯。1990-1997年間投資占GDP比例有35-40％，危機後只有25-31％。韓國央行調查，2004年的私人部門設備投資比1996年的還少。而投資停滯問題又以中小企業最為嚴重；2004年大企業已開始增加投資，但中小企業投資卻減少34％，因為他們獲利較少，無法得到足夠的銀行貸款。影響投資的因素有：國內需求增長緩慢，同時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難以預測；獲利低迷，阻礙了投資。2002年開始，由於債務減少、利率降低、勞動所得份額減少，使得企業獲利有所增加，但投資卻沒有相應增加。這顯示在韓國新的經濟中，獲利增加只會帶動股利、現金累積，而不會帶動投資。外資銀行的進入也將資金導向消費信貸，而非企業投資。 1990年代中期開始增加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減少了本國的投資。2004年外國來韓國直接投資有13億，而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有8億，其中約一半流向中國。63％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製造業，引起韓國製造業空洞化的焦慮。2005年上半年，對外投資超過流入的外人直接投資。諷刺的是，過去兩年唯一增長的需求類別是出口。進出口合計佔GDP的比例從 1997年的65％上升至2004年的84％，其中淨出口佔GDP比例達4％。但是對出口的高度依賴是非理性的，因為自危機以來貿易條件惡化了。新自由主義使韓國經濟與社會的斷裂加劇了。出口部門的大企業與內需部門的中小企業差距拉大，聯繫變弱，出口部門高度依賴進口的中間財，出口帶動內需的程度下降。社會的斷裂也加劇了。非正規工作的工人佔全部工人的56％，是OECD國家中最高的。勞動在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顯著下降，從1997年的62.3%下降至2004年的58.8％。由於受雇者中歸類為工人者從1998年的61.7％增加至2004年的66％，因此這種工人所得在總所得中的減少是十分嚴重。吉尼係數比1997年上升了約10％。收入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的差距從1997年的4.5增加到5.9。危機以來貧窮線以下人口增加一倍，但社會福利體系卻不足以處理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問題。 2.2 經濟開放與資本流入資本帳的自由化本是金融危機發生的近因，但韓國政府在危機後卻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與G8的壓力下進一步加快了金融開放的步伐。 1998年5月政府廢除了外資可購買的公司股份的限制。外資在期貨市場或票據市場（in commercial paper）購買公司債的限制也被放寬或廢除。政府在1997之後允許外資的敵意併購（M&As），並極力將重要的金融機構賣給外資。1998年本國公司對外借款的限制進一步開放。1999年4月政府允許非韓國居民在本國銀行持有長期存款；進一步放寬公司的短期外債；放寬投資外國房地產的限制；並允許所有韓國金融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交易。2001年廢除了對個人購買外匯及海外開支的限制；也解除了對外國金融機構吸收本國存款的管制，以及對韓國人購買外國債券的管制。 2002年撤除了對於非本國居民發行債券與借韓元的限制，以及對金融機構進行外匯交易的限制，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到2006年，尚存的對外資交易的限制也將撤除。這些開放措施施行的結果，使得資本進出量大增且不穩定，嚴重影響股價與匯率，美國投資者對韓國股價的影響力高，股票市場也與美國股票市場高度連動。韓國股票市場已成為外資的賭場。為了抵銷外資進出的不良影響，韓國央行被迫發行貨幣穩定債券（Monetary Stability Bonds）已確保韓元不至大幅升值傷及貿易盈餘。韓國央行賣出韓元買入外幣，同時發行韓元限定債券（won denominated bonds）以限縮市面上流通的韓元。貨幣穩定債券從1997年的23.4兆增長至 2003年105.5兆、2004年142.8兆，鉅額的利息負擔使央行陷入赤字。持有大量外幣是代價昂貴的自保方式，且依舊難以防止金融動盪，只有重建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才有效。韓國的資本市場開放也造成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1997之後金大中要求負債的財閥在2年內將債務股本比減半，迫使財閥將關鍵資產拿到市場上求售，只有外資有能力出價，而且危機後韓元大貶形同賤價出售，外資買者佔盡便宜。受到去管制化、資產貶值、韓元貶值的鼓舞，1998至2000年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比1962 至1997年間的全部外國直接投資還要多出三分之二，其中絕大多數是以併購方式進行，且外資只買公司的好資產，壞資產與債務部分則轉給新成立的公立機構。 2.3 外資是否幫助了韓國經濟？韓國公開發行的股票中，外資擁有的比例從1997年的15％、1999年的22％、 2001年的21％增加至2004年的43％，並開始與韓資爭奪對大企業的主控權。這種壓力使得韓國公司的投資進一步減少，因為在外資的壓力下，韓國經營者現在必須持有更多現金、發放更多股利、為防止外資控制而買回更多公司股份，結果便使得企業用於投資的資金減少。外資也並未帶來技術的轉移，因為外資將大部分獲利都匯回，幾乎沒有任何研發投資，同時韓國的大公司也從未要求外資將技術轉移。 3. 金融自由化與外資擁有銀行的後果 3.1 全球股東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使得韓國成為由資本市場決定投資配置的地方，擁有金融資本的人可以依據報酬高低決定要投向任何國家，據說這樣的金融市場可以帶來經濟發展，然而經濟史上卻沒有任何國家依此模式發展起來，而且近年來資本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已開發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受到貨幣與銀行危機的襲擊。為了防範此種危機，亞洲國家紛紛建立高達GDP的1-2％的龐大美元儲備，以防外資對本國貨幣的炒作。一方面要避免外資敵意併購，一方面也為自己增加酬勞，企業經營者也愈來愈追求高股價。但是如此以股價作為經營者績效的指標並不合理，因為股價並不反映公司長期的基本面。1999年韓國的股票交易率平均為3.5次，不可能反應長期基本面。而公司將自有資金用於抬高股價，就會減少投資。 3.2 外資收購韓國銀行金大中與國際貨幣基金認為韓國的銀行太落伍，所以要引進外國金融機構來與國內銀行競爭，改造韓國的金融體系。由於政府在危機中花了1400億美元將許多銀行實際上國有化，政府便對這些銀行擁有生殺大權，而金大中想的是把它們賣給外資，因為外資沒有對勞工與企業貸款的包袱，可以立刻節省勞工成本（1997至2002年間金融業雇員減少了40％）與企業貸款，幫助完成金大中快速減少財閥債務的要求。一開始的買者是私募基金。韓國政府花了12.6兆韓元清理韓國第一銀行的呆帳，再以0.5兆的價格於1999年賣給Newbridge，附帶承諾買下三年內產生的所有壞資產，故又多付了5.1兆，是售價的10倍。Newbridge在2005年將韓國第一銀行賣給渣打銀行，得3.4兆，是其買價的7倍。凱雷（Carlyle）買下韓美銀行後再出售，其回報為投資的250％。Lone Star買下韓國交換銀行再出售，賺1.5兆韓元。而且所有這些銀行的資本利得都免稅。在這些情況中，外資並未將剩餘投資於銀行的現代化，而是透過分紅與減少銀根抽走資本。韓國央行在研究中表示，外資的目標只是穩住銀行，而非增加效率。私募基金買下銀行後，再賣給跨國大銀行。韓國八大商業銀行中有七家外資持有股份過半，影響企業融資甚巨。至2005年中，外資在韓國主要銀行中的持股比例為：韓國交換銀行74％，韓美銀行100％（由花旗持有），韓國第一銀行100％（由渣打持有），Hana銀行76％，Koomin銀行84％，Shinhan銀行63％。在主要的大銀行中，只有公營的Woori銀行尚未被外資掌控，但該銀行也即將民營化。外資銀行對韓國資本積累的影響力十分巨大。至2005年中，韓國外資銀行的比例已高過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韓國由外資擁有的銀行資產（含公營銀行）比例約達60％，若只計算私人商業銀行，則高達80％，與墨西哥一樣高。面對這些情況，最重要的問題是：外資掌控韓國的銀行體系的長期效果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檢視一下如花旗、渣打等巨型金融機構的經營策略。這些銀行傾向於集中經營三塊市場：第一，為韓國與亞洲的菁英富人提供服務的「頂級零售」市場；第二，經營房地產貸款、消費信貸、資產管理，而不作企業融資；第三，為大公司尤其是外商公司提供服務賺取手續費。韓國已有2150億的富人資產管理市場，整個亞洲則達6.2兆。如《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所說，「亞洲的富人在金融危機之後開始對全球金融服務產生龐大需求，因為要分散風險。」而花旗這樣的跨國大銀行，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全球金融資產與服務，本國銀行根本難以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才剛剛受到卡債風暴衝擊的本國銀行，現在必須與外資競爭吸引那些不受韓國經濟危機影響的富人的財富。外資大銀行擁有更好的軟硬體設備、系統與專家，可以吸走最好的消費群，本國銀行只能得到次一級的。外資銀行與經紀商也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與私募基金操作等，收取源源不斷的服務費。這些機構促使韓國金融市場成為全球富人、金融機構與大公司的賭場，也使韓國股票市場成為國際性的賭場。此外，隨著韓元成為國際投機基金的主要標的，韓國的貨幣市場也被轉變為私募基金的樂園。外資銀行與那些收購韓國公司的跨國公司有長期密切關係，遇有衝突很可能會偏袒外資公司。外資銀行可能會協助韓國與外資大公司欺騙管理當局和稅務機關，詐欺投資者，就像它們在安隆（Enron）案、世界通訊（World Com）案與其他美國公司弊案中那樣。由於協助進行詐欺，花旗銀行必須償付2億給安隆公司的投資者，27億給世界通訊的股東。在日本、中國與歐洲，花旗也因為嚴重破壞管制規則而受罰。據日本政府指出，花旗銀行放任跨國洗錢、追加借款以操弄股價、經常誤導消費者對金融產品風險的認知、限制貸款要購買特定證券。花旗銀行也遭到英國金融管理當局罰款，因為它試圖用名為「邪惡博士」的伎倆操弄歐洲政府債券市場；2004年8月2日，花旗銀行在短短18秒之內以自己的名義賣出了135億元的公債，造成市場價格大跌，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後，花旗銀行又買進債券，獲得龐大的資本收益，同時花旗銀行還針對這些交易事先買了債券期貨。韓國的金融監理機關則宣布要調查花旗，因其涉嫌洗錢與國內基金透過美國銀行非法外流。這些大型金融機構10多年來持續協助全世界的大公司與富人躲避金融管制與稅賦。詹姆斯‧亨利指出，頂尖的國際銀行已創造了一個市場，讓第三世界政客貪污的經費得以流通、資本得以非法外移、洗錢、逃稅、走私軍火。美國最敏銳的經濟觀察家威廉‧格瑞德爾指出，花旗銀行的犯罪行為似乎已是其獲利結構的內在組成部分。 3.3 外資金融機構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儘管外資銀行提供各式各樣的產品，但它有一件事情不會作，那就是融資給韓國的非金融公司進行長期投資。韓國金融市場給企業投資的融資，在外資主導的體制下迅速消失。根據韓國央行2003年的研究，1998年至2003年，外資銀行的企業融資減少了33％，本國銀行也跟進，砍掉了25％的企業融資。外資銀行也比本國銀行更大幅度地減少了對中小企業的融資。企業融資在全部銀行借貸的比例，從1996年的75％下降到2004年的43.5％。所有金融機構提供給企業的外部資金，從1997年的118億韓元減少到1999至2004年間平均65億韓元，下降了45％。外資銀行也將持有的債券從企業債券轉成政府債券，減少了私人企業投資的資金來源。在外資銀行持有的證券中，政府債券的比例從1998年的50％上升到2003年的68％。韓國央行的報告也指出，外資對韓國銀行體系的控制與影響力，將企業貸款轉為消費信貸與購買政府債券，已經減損了韓國的發展潛力。隨著挹注企業投資的資金的減少，雇用最多工人的中小企業也隨之受害。在墨西哥的例子中，外資銀行業利用危機期間大舉入侵，包括花旗在內的外資銀行控制了墨西哥85％的銀行資產。如同在韓國的外資銀行一樣，在墨西哥的外資銀行也削減對企業的融資，轉向消費信貸與政府債券，對經濟增長造成嚴重阻礙。近來墨西哥的信用卡借貸也大幅成長，但除非就業與工資能夠增長得更快，否則卡債將壓垮民間消費力。與此同時，韓國本國的銀行也不得不改變它們的經營方式，從與大公司維持長期借貸關係，轉向開發各種消費信貸商品。2001至2003年本國銀行每年從資產與債券上得到得報酬比外資銀行還高，但長期來看，如果外資銀行被允許以他們自己的條款與營運策略進入韓國市場，那麼它們很可能會佔據韓國金融體系中利潤最豐厚的部份，留下其他部分給本國銀行去搶食。另一個問題是，外資銀行的成功與韓國經濟體質的健康與否聯繫不大。因為外資銀行的優先目標是韓國的富人，在收入分配及不平等的情況下，不論一般經濟好壞，外資銀行都能賺錢。此外，隨著韓國富人的財富流向外資銀行而離岸運作，外資銀行的利潤也將與韓國經濟成長進一步脫離關係。外資銀行也比本國銀行更不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如參與挽救卡債風暴。因此，公眾輿論對於外資金融機構的批評愈來愈多。2005年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94%的韓國民眾支持政府對私募基金進行查稅，有70%的人相信外資尋求的是短期的投機利益而非長期經濟成長。許多人認為政府應該嚴格監管外資，限制外資進入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產業，並驅逐破壞經濟秩序的外國公司。在此種輿論下，韓國政府也對外資採取了一些反擊措施，如要求所有銀行的主管應有半數是韓國人，立法允許韓國私募基金成立，並保證由政府投資30億。但是目前的韓國政府依然決定要把韓國打造成「東北亞金融中心」，這意味著韓國政府要更努力吸引外資。因此，儘管公眾輿論日益反對外資，目前仍缺乏有效的辦法阻止韓國的銀行體系遭到外資進一步支配。 4. 結論金融危機之後，韓國的企業投資一直低糜不振，真實GDP增長率也一直很低，而且可能會因為1999-2003年債務驅動的消費泡沫走向破裂而進一步滑落，2003與2004年的淨出口增長也很難持續。不平等與貧困持續擴大，勞工處境持續惡化。對資本流動解除管制，提高了外資金融機構的力量，造成投資停滯、家庭負債遽增，並使韓國股票與外匯市場成為全球金融賭場的一部份。巨型外資銀行已準備要完全佔領韓國銀行市場，這將加劇目前的投資資金不足、銀行獲利與經濟成長脫鉤、對政府政策造成各種限制等等問題。美國、IMF、跨國公司與韓國的富人之所以推行激進的新自由主義，並不是因為它有成功的紀錄，而是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我們應該要拋開新自由主義的美麗謊言，仔細考察歷史真實。最少，政府應該重建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管制，採取適當措施將資金從金融投機、消費信貸上，轉向資本積累與生產性的公共投資。要改革稅制、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以對抗不平等的趨勢，同時要改變資本與政府對勞工運動的敵視。要將造成韓國經濟奇蹟的國家主導體系現代化，並將經濟計劃過程民主化以去除其封閉、反勞工的性格。這些正是1998年時就應該推行的政策。轉錄自：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2899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2901/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0.241.9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