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的翻譯傳播對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創製딠…

看板Linguistics (語言學習)作者ahamin時間17年前 (2007/11/13 15:49)推噓0(0推 0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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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ea.cass.cn/xs/xsdt/html/mzs_2004121409394351332.htm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後，佛教文化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量佛經，特別是大藏經的翻譯、傳播，對我國古代很多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發展和成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從而為我國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貢獻。一、大藏經的形成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學說是他生前以口頭形式傳誦的。去世後，他的弟子們舉行了 4次大規模的「結集」活動。基本上形成了佛教原典——「三藏」，成為後來「大藏經」的基礎。「三藏」是佛教經典總集最早的稱謂，指經藏，釋迦牟尼宣說的佛教教義；律藏，釋迦牟尼為僧團制定的行為軌範；論藏，釋迦牟尼及其弟子對佛說經義的闡釋與發揮。一般來說，所謂大藏經，就是指佛教典籍的總集。它除了包括三藏的內容，後來又增加了有關經、律、論的註釋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類。大藏經的形成是中外歷代僧人們長達千餘年精心創作、發展、甄別、校正、整理的結果。有豐富的內容和嚴格的序列。[1]（P.1） 13世紀初，伊斯蘭軍隊的入侵，使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由於佛教早期向東的大規模傳播，佛教典籍在印度本土之外被大量保存下來，並有了新的發展。佛教東傳，分南北兩條路線，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佛經的翻譯實現的。我國北傳大藏經有漢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滿文等，屬於大乘佛教；而南傳大藏經僅傣文一種，屬於小乘佛教。佛教東傳過程中，我國古代一些民族在接受佛教影響的同時，首先使用自己的語言，進一步或發明或使用自己的文字來譯寫佛教典籍，使本民族的文字也在這一工作中產生、發展和逐步完善，使自身成為有較高文化的民族。佛教文化也形成了我國古代許多民族重要的民族特點。二、大藏經的翻譯傳播及對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創製產生的影響 1、北傳大藏經佛教北傳中國漢地後，三藏典籍最早被逐漸翻譯成漢文，並最終發展成漢文佛教大藏經。佛經漢文譯籍和論著的產生，不晚於東漢桓帝之世（147－167）。漢文大藏經的形成，經歷了1000多年的時間。藏文產生於7世紀中葉，吐蕃33輩法王松贊干布（？-649）時期。據幾部重要藏文史籍記載：藏族原無文字，松贊干布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學習梵文和佛法。他學成之後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據梵文創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從梵文的34個字母中，剔除藏語中沒有音的11個，又據藏語的實際增補了7個，制定了30個藏文的輔音字母。又從梵文的16個元音字母中，挑出4個與藏語相符的，制定了4個元音符號。他根據梵文蘭查字母創製了藏文正楷，又根據烏爾都字母創製了草書。並用藏文寫下了8種文法書，翻譯了《寶雲經》等20餘部梵文佛教經典。[2](P.12)，[3]（P.17）。可見藏文文字的出現，首先就與對佛經的學習有直接關係。藏文的出現和使用與宗教活動有密切關係。過去藏文的教學和傳播主要由寺廟承擔。藏文從創製開始，除政府、軍隊、民間等少量使用外，主要用於譯經，即將梵文或漢文經典譯為藏文。因此，藏文的文獻和著述大多與宗教有關，現存的早期文獻主要和大量的就是佛經，著名的作家和翻譯家也大多是宗教職業者。藏文是一種參照梵文字母體系和文字制度而創製的輔音字母式的拼音文字，開始並不與藏語完全吻合。學者在使用過程中，不斷對其進行改進。藏文從創製到15世紀初葉的800多年間，有史籍記載的重大修訂工作就有三次。這幾次修訂都是由於譯經的要求，由著名經師主持的。三次修訂中以第二次影響最大。這次始於814年，由吐蕃王赤熱巴巾（815－841在位）親自領導，在噶瓦·白澤、覺若·魯意堅參、尚·益西德三大譯師主持下進行。譯師們主要是統一佛經譯語和簡化正字法，以適應語音變化、文字規範和使佛經通俗易懂的要求。當時還編寫了《語合二卷》和《大、小翻譯名義集》等語法修辭和字典一類的工具書。《丹珠爾》雜部的《語合二卷》裡收錄了這次釐定譯語的法令全文和釐定譯語的詞目。這次藏文釐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贊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強制推行，取得較大成效。現行藏文基本上與這次規範後的藏文相同，這次文字釐定也成為鑒別古今藏文的重要標誌。[2]（P.14）藏文大藏經是譯成藏文的佛教原典和藏文佛教著述的總稱。屯米桑布扎創制藏文不久，就開始了最初的譯經活動。赤松德贊（754－797）時期，據藏文《登迦目錄》記載，當時除密教、顯教的部分典籍，藏文佛典已基本完備，為藏文大藏經的最終完成奠定了基礎。儘管吐蕃時期的絕大部分文獻毀於朗達瑪的滅佛運動，但倖存下來出自噶、覺、尚等大師手筆的藏文譯典都成為定本。10世紀下半葉以後的300年間，藏譯佛典活動又進入了一個高峰，所譯經典達2000種左右。14世紀後半葉，最終形成了藏文佛教大藏經。「佛經翻譯對藏文的不斷成熟起了催化作用，在譯經基礎上，藏人著作的大批問世使藏文得到錘煉，逐步發展成為表達力強、運載宏富的文字。」[4]（P.8）藏文大藏經包括的經書達4500多種，由三部分組成。主要分為《甘珠爾》和《丹珠爾》，此外還有被稱為《松繃》的藏文著述。《甘珠爾》藏語意為「佛語部」，主要是「三藏」典籍中的經、律部分。包括藏文譯成的原始佛經1108種（據德格版統計），由貢噶多吉編訂。《丹珠爾》藏語意為「論部」。包括對經律的闡釋和註疏、密教儀軌和五明雜著等。有文獻3461種（據德格版統計），由布敦·仁欽珠編訂。《松繃》主要包括各種藏文著作，如天文、歷算、邏輯、文法、工藝、醫藥、美術、詩歌等。大藏經可以說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書。永樂12年(1414)，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南京印製《甘珠爾》、《丹珠爾》。結果製成銅版印模，印刷了數套紅油墨樓梯折疊式的《甘珠爾》、《丹珠爾》，合稱《藏文大藏經》，封題為金字漢藏對照。南京銅版《藏文大藏經》是藏文大藏經的第一個版本，影響至巨至深，此舉有力地推動了西藏印刷事業的發展。使前藏、後藏、阿里、康區、甘肅、青海、蒙古等地的木刻印刷和鐵字鑄造技術得以成長起來，這些地區相繼建立了印書院。《藏文大藏經》逐漸出現了多種版本：如萬曆版、裡塘版(麗江—裡塘版)、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北京版、庫侖版、拉薩版、拉嘉版等。[4](P.25) 西夏開國皇帝元昊（1003－1048）「自製蕃書」，命手下大臣野利仁榮主持制定西夏文字，最後演繹成12卷，推行國內，與漢文並用。1036年，元昊正式頒布了西夏文，史書稱為「蕃書」、「蕃文」。西夏文字創製後，元昊將其尊為國字，並改元大慶元年，以示慶祝。元昊信奉佛教，他大力推崇並親自下令，讓官民禮佛，所以西夏人十分尊崇佛教。西夏黨項是個重佛輕史的民族，以至在他們留下的文獻中，史書極少，而佛經卻十分完備。西夏語與藏語比較接近，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黨項族在歸附唐朝以前，一度為吐蕃所統治，曾借用藏文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由於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接受佛教更為容易。西夏留下的文獻中，大多為翻譯的佛經。西夏文創製不久，即開始了譯經活動。北宋景祐元年（1034），漢文大藏經《開寶藏》傳到西夏，元昊於興慶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同時召集僧人將其譯為新創造的西夏文字。西夏建國前期的40多年中，曾先後6次向宋朝進馬贖經，然後進行翻譯。從103 8年起，到1090年，共譯出佛教經籍3579卷。以後又陸續有所增加，最終形成了一部西夏文譯寫的《大藏經》，或稱蕃文《大藏經》。西夏文《大藏經》是除藏文佛經外，翻譯、結集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大藏經》。它在我國中古時期的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1306年（元大德10年），西夏滅亡20年後，元朝統治者還在杭州大萬壽寺雕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經》3620卷，印造30多套，分送原西夏統治的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養」，以繼續利用佛教加強對黨項民族的統治。[10]（P.105）據統計，現存的西夏文共有5900餘字。[10]（P.123）西夏文字的成熟和翻譯大藏經有著密切關係。西夏文大藏經很多是從漢文譯過來的。西夏文字雖仿造漢文，又無一字與漢文相同，只有幾十年歷史的西夏文與有幾千年歷史的漢文對譯卷帙浩繁的大藏經，它的文字、詞彙、語法、表現能力都受到嚴峻考驗，如果西夏文字本身沒有巨大的發展和進步，能完成這一工作是難以想像的。還有相當部分的西夏文大藏經譯自藏文，這也說明在譯經過程中，西夏文字的活力在不斷增強。由於活字印刷的實物沒有留存，國外甚至有人質疑活字印刷術是否為中國人首先發明。經我國學者鑒別發現，西夏文遺留的譯經文獻中有十餘篇活字印刷的實物。特別是甘肅武威市亥母洞寺遺址出土的西夏文佛經《維摩詰所說經》，1998年經國家有關部門組織專家鑒定，認定它是12世紀前期的活字印刷品。這既為中華民族在這一科技領域內所做的開創性貢獻提供了有力的物證，也表現了我國漢族和少數民族在活字印刷的發明發展上，學習交流，薪火相傳的光榮傳統。大藏經的翻譯、印刷對西夏文字發展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11]（P.146） 1204年，成吉思汗在掃平西部蒙古乃蠻勢力時，俘獲其國師掌印官塔塔統阿。「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見《元史·卷124》，《塔塔統阿傳》）[5]（ P.3048）這裡的國言即指蒙古語，從此用回鶻字母書寫的古代蒙古文便成了蒙古汗國的正式國文。這種文字先在貴族中使用，進而在全國推廣，這就是最早的回鶻式蒙古文。經本民族語言學家的多次改革，現在回鶻式蒙古文已經成為規範化的文字，為我國蒙古族所通用。[7]（P.6）蒙古語和回鶻語同屬阿爾泰語系，關係十分密切。在類型上都是粘著語，有大量共同成份，語音系統也相似。因此回鶻文字母，蒙古族使用起來也很方便。回鶻式蒙古文很容易得到認同和推廣。17世紀初，察哈爾部的林丹汗組織人力，將藏文大藏經中的《甘珠爾》譯成蒙文，這一舉動不僅豐富和活躍了蒙古的思想文化，對近代蒙古文的形成也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蒙古文研究專家道布先生認為：「一般以17世紀初林丹汗時期，蒙古族學者集體翻譯的《大藏經》甘珠部作為近代蒙古文形成的標誌」。[6]（P.296 ）成吉思汗時代，回鶻式蒙文一直是蒙古人最主要的文字。即使在不再享有「國字」地位的元代，回鶻式蒙文依然得到改進和發展。元代蒙古族學者搠思吉斡節兒，撰寫了第一部蒙古語語法書《蒙文啟蒙》。這部著作補充了蒙文字母，修訂了正字法，對回鶻式蒙古文的拼寫規則作了比較完整的闡述，為回鶻式蒙古文的規範奠定了基礎。成為蒙古傳統語法研究的開山之作。搠思吉斡節兒是元代的蒙古語文學家，精通蒙古語、畏兀兒語、吐蕃語等。元仁宗時（1311－1320）被封為國師。他本人也是著名佛經翻譯師，兼通蒙古、梵、藏等文字，譯過不少佛經。他曾率領譯者將眾多藏文經、咒譯成蒙文。他自己也用蒙古文翻譯了印度學者寂天所著的梵文經典《入菩提行經》，並撰有《入菩提行論疏》，對該文加以註釋。此外他還翻譯有《五守護經》、《十二因緣經》等佛經多部。成為早期使用蒙古文翻譯佛經的重要學者。正是得益於豐厚的文字學素養，他能夠為蒙古文的最初改造發揮重要作用。 17世紀後，以康熙帝欽命刊刻《如來大藏經》為重要契機，蒙古文的書寫形式和拼寫規則發生了很大變化。字母筆畫結構有所改進，拼寫規則漸趨嚴密，一個詞分成兩段書寫的現象消失了。[6]（P.295）由於刻寫經書對語言文字本身和概念的準確反映都有嚴格要求，這使回鶻式蒙古文變得更加規範化，終於形成了近代蒙古文。蒙文大藏經先後有過幾次譯刻。最早是元大德（1297－1307）年間，在薩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鶻和漢族僧眾將藏文大藏經譯為蒙文，在西藏地區雕造刷印。明萬曆（1573－1620）年間曾補譯過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禎（1628－1644）初年對舊本進行過校勘。由於清政府將藏傳佛教作為統治蒙古諸部的重要工具，所以其蒙古文的官刻本中佔大多數的是藏傳佛教經典。較為重要的有早在康熙22年（1683 ），欽命刊刻的《如來大藏經》。該經是從藏文譯成蒙古文的，歷時17年，到康熙39年（1700）方告刊成。當時投入之多，所設機構規格之高，組織之嚴密，分工之明確，都可以看出清廷對這部文獻的重視。康熙59年（1720）在北京又雕版刊印了《御制甘珠爾》108卷。乾隆14年（1749）又刊印了《御製丹珠爾》共225卷。這兩部佛典的最終完成，是幾代多少人努力的結果。它內容豐富，涵蓋多種學科。堪稱蒙古族歷史文化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民族已知最大部頭的古籍。蒙古文字也在譯經過程中得到充分錘煉，提高了自己的交流和表現能力。另外元朝的八思巴字和蒙古的托忒文也有類似情況。文字的創造者本身就是佛教大師，把創製文字和譯經結合起來，在譯經過程中，檢驗和使用新文字。八思巴是藏族著名學者，藏傳佛教薩迦派五祖中第五代祖師羅追堅贊（1235－1280）的尊號。史書上說他七歲，便能誦經數十萬言。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尊八思巴為國師。至元二年（12 65），忽必烈命令八思巴創製新文字。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時，已經是佛學大師。1269 年，文字製成，由忽必烈下令頒行。因新字是八思巴用梵藏文字母創製的一種拼音文字。故近代學術界通稱其為「八思巴字」。[9]（P.309）八思巴有《彰所知論》以及一些譯經等多種著述問世，生前對內地與藏區的文化交流發揮了巨大作用。 17世紀初，西藏黃教傳入蒙古衛拉特部。咱雅班第達（1599－1662）被首領認為義子獻出當喇嘛。他16歲受戒，17歲赴西藏修習佛法。十年時間，成為博通經教、出類拔萃的僧人，被大昭寺授予「格西」學位，深受班禪和達賴的賞識。他創製的托忒文是在原蒙古文的基礎上略加改動而成的，使書面語和衛拉特方言密切結合，能夠較好地表現衛拉特人的語言。托忒文在新疆衛拉特部一直沿用至今。他先前翻譯了藏族文獻《瑪尼全集》。創製托忒文後，又與弟子把藏文佛經《大涅槃經》、《無量壽智經》、《金剛經》、《金光明經》等譯成托忒文。他翻譯的藏文著作達170餘種，多為宗教典籍。他著的《綴字法》是托忒文的第一部正字法。[8]（P.39）明萬曆27年（1599），努爾哈赤命令額爾德尼和噶蓋兩人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礎上創製了「老滿文」。老滿文與蒙古文實際上相差不多，在使用中發現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1632年，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改進老滿文。達海（1594－1632）編製了十二字頭，規範了滿文的字母形式。改進後的文字被稱為「有圈點的滿文」。達海還創造了譯寫漢字的新滿文字母，稱之為「外字」，共10個。「切音法」也是達海所創。有圈點滿文創製在後，故又稱為新滿文。從滿文的創製到改進完善，經歷了30多年。達海對漢文造詣亦深，改造了滿文後，即將《大明會典》、《孟子》、《三國誌》、《通鑒》、《大乘經》等譯為新滿文。為新滿文的使用打下了基礎。[12]（P.5）乾隆皇帝因《大藏經》有漢、藏、蒙文本，獨缺滿文本，便在開修《四庫全書》的同年（1773），下令設內府清字經館，以漢文《大藏經》和藏文《甘珠爾》為底本，翻譯刊刻《滿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在清時又稱《國語大藏經》，是清代與《四庫全書》並行的巨大的文化工程。它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是用滿文與漢藏文字對譯而成，這可以說是當時規模最大的滿文工程，對於滿文的成熟作用巨大。這部大藏經，也是部頭最大的滿文書籍。全書於乾隆55年刊竣，共收錄佛教經典699種，2535卷。有刻板4 8211塊，96422頁。有1780萬個滿族文字。它代表著清雕版印刷及裝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產物。自此，中國佛教無論顯密漢藏，形成四種文字的《大藏經》流傳天下。此外，據史籍記載，我國還有過契丹文的《大藏經》，其實物還有待考古發現。遼代書禁極嚴，凡個人著述傳入別國即犯死罪，因此遼代文獻流傳下來的很少。西域早在公元前1世紀就盛行佛教，那時佛經全靠口頭傳誦。後來佛經在印度本土被整理成文。隨之西域各國就有了用本國語言文字譯寫的佛經。西域各國譯經情況缺少記錄詳情。一般來說，西域古民族文字的出現晚於佛教梵文經典的出現，而這些文字一旦出現，就被用於佛經的翻譯，可見其中的關係。[13]（P.49，P.108）據我國學者馬雍先生研究，西域古文字佉盧文的「佉盧」二字是「佉盧虱吒」一詞的簡稱。原詞系梵文詞，其漢譯名及其簡稱均出自古代佛經漢譯本。是音譯，意譯為「驢唇」，與佛經中「驢唇仙人」的傳說有關。在遺存的佉盧文文獻中有《法句經》寫本的殘葉4張。專家認為屬於2世紀。還有大量古代西域的焉耆—龜茲文、于闐文、回鶻文書寫的佛經譯文被發現。這些文字與佛經的翻譯有密切關係，要研究解讀這些已經死亡的古文字，對佛經沒有瞭解是難以辦到的。專家研究證實，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傳入，而是經西域各國間接傳入的。最早的佛經也不是直接從梵文或巴利文譯成漢文的，而是先譯成西域各國文字，再譯成漢文的。可見大藏經翻譯對我國各地文字交流所起的橋樑作用。[13]（P.16 8） 2、南傳大藏經佛教南傳，還形成了巴利語系的大藏經。公元1世紀，斯里蘭卡大寺派的500位高僧，用了3年多時間，將三藏典籍全部用僧訶羅字刻寫在貝葉上，並校對了100多遍，從而比較完整地用文字形式將南傳大藏經保存下來。5世紀上半葉，在印度佛教大師覺音的組織下，將在斯里蘭卡用僧訶羅文刻寫的經文典籍全部譯成印度本土的巴利語，最終完成了流傳至今的南傳巴利文大藏經。巴利文大藏經隨後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和我國雲南的傣族地區，並對這一地區的文字創製產生了重要影響，先後出現了緬甸文、泰文、柬埔寨文和我國傣族文字，以及由這些文字譯寫的大藏經。[14]（P.63）現在把傣族過去的文字稱為老傣文，以與解放後創製的新傣文相區別。老傣文按地區又可分為4種，它們是：西雙版納傣文，又名傣仂文，字母呈圓形；德宏傣文，又名傣哪文，字母呈長方形；金平傣文，又稱傣端文，字母形狀方圓兼備；在瑞麗、瀾滄、耿馬等縣部分地區使用的叫傣繃文，字母呈圓形。這4種傣文都是從古印度婆羅米字母或巴利文字母演化而來，與老撾文、泰文、緬甸文、柬埔寨文同屬一個體系，有淵源關係。這四種傣文都是隨著佛教文獻的傳入而產生的，現在以傣仂文為例進行說明。傣仂文是西雙版納、孟連、雙江、耿馬、鎮康、景谷、瀾滄等縣的傣族以及信仰小乘佛教的布朗族、德昂族等使用的文字。在國外，使用這種文字的還有緬甸南撣邦的「傣痕」、泰國北部的「傣允」和老撾的居民。這些地方的人都把這種文字稱為「經書文字」。在西雙版納地區，這種文字起初僅用於宗教活動，後來逐漸傳入民間廣為使用。但在其他地方，至今依然只作為寺院中使用的經典文字，與日常使用的文字不同。傣仂文的創製年代目前尚無定論。傣仂文比中南半島各國使用印度字母系統的各種文字形體（如老撾文、泰文）更為古老，至今在老撾和泰國北部仍被視為經典文字，專門用於佛教經典中。老傣文的產生與佛經的傳入和譯介有著直接的關係是沒有疑問的。人們學習傣仂文，主要通過寺院。西雙版納地區的傣族男子7、8歲時就被送到佛寺當小和尚，在那裡通過唸經學習傣仂文。成年後還俗為民，稱作「康朗」，被社會上看作是有學問的人而受到尊重。少數留寺院深造，成為終身僧侶。[15]（P.60）傣文大藏經都是用鐵筆刻寫在貝多羅樹的葉子上，因此被稱為貝葉經。現存最早的貝葉經是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刻寫於傣歷1162年（1800）的《瑪哈瓦戛經》。傣文大藏經有三種不同地方文字的寫本和刻本，即西雙版納的傣仂文本、德宏的傣哪文本和傣繃文本。[8]（P.148）三、譯經對我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創製產生影響的原因大藏經的傳播與翻譯，能夠對我國古代多個少數民族文字的創製、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主要有以下原因。 1、我國古代部分少數民族政權的開明君主，信奉佛教，重視文化的發展。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諸部落之後，開拓疆土，逐漸強大起來。為增強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不僅要有血緣關係，還要有一種精神紐帶。當時佛教是一種發展程度較高的文化，具有比較系統的思想。松贊干布選擇了佛教，在佛教傳播的同時，創造了文字，提高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他修寺廟、建佛像。請尼泊爾匠人，按照自己的身量塑了一尊觀音像，供在大昭寺中。為了與鄰國往來和治理民眾，他派貴族子弟外出學習文字和佛法。過去藏地沒有一定法律，松贊干布依佛經所說的十善戒制定了法律。這段時期，藏地開始有了佛教，創造文字，翻譯經典，制定法律，教育民眾，使藏民族逐漸強盛文明起來。所以藏地史書都說松贊干布是觀音菩薩化身，為造福藏民族而來。其他如西夏的元昊、蒙古的成吉思汗、元朝的忽必烈、清朝的努爾哈赤等。他們立國之初，便深感創製文字，建立思想文化統治的重要。他們深知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難以成為統治民族的。於是派得力大臣或重要學者專門創製文字，將其視為國家民族振興的大事，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大力推行本民族文字。其他如契丹的耶律阿保機、金國的完顏阿骨打也是如此，他們分別派人創製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 10－12世紀，藏傳佛教先後傳入西夏、遼、金、蒙古、元朝，並為這些政權的統治者所接受和推行。佛教正好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他們在創製文字的同時，開始了大規模的禮佛譯經活動，使這二者自然結合，從而使自己的民族文字得到了深度的運用和發展。譯經成了政府行為，政治上有強大後盾支持，經費充裕有保障。 2、佛教在傳播過程中，造就了一批功力深厚學識淵博的佛學大師，成為早期本民族重要的知識分子，並形成了有一定自身特點的組織形式，如寺院等。如創製並改造藏文的屯米桑布扎、噶瓦·白澤、覺若·魯意堅參、尚·益西德、仁青桑布、貢噶多吉、布敦·仁欽珠、歐巴洛賽益西等。西夏元昊、野利仁榮召集的各族僧人。首創回鶻式蒙古文的塔塔統阿、學者搠思吉斡節兒。創製「蒙古新字」的元朝帝師八思巴。創製托忒文的咱雅班第達。改進老滿文的巴克什達海。創製傣仂文的佛爺督英達等。這些知識分子不僅有學問，通曉多種語言文字，而且有能力，在佛經翻譯傳播過程中，同時為創製使用推行本民族的文字作出巨大貢獻。佛教僧侶有自己特殊、專門的學習條件。如大量寺院的存在，很多寺院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精神號召力，能對佛教文化進行專門的整理、繼承。同時還有大量職業的僧侶，能夠有力量對佛教文化進行專業傳習。這些都為傳授、學習、使用文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3、佛教有自己的文化系統，大藏經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佛教一旦被統治者接受，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者就要大力推行它。而佛教的特點就是它有悠久的歷史，它的思想理論都被譯成大藏經傳播。古代一些民族比較傑出的知識分子，在接受佛教的同時，都有一個講經譯經的過程，先把佛經譯成本民族的語言，進而或是借助佛經原有的文字創製本民族的文字，或是利用本民族剛剛創製的文字，去翻譯佛經，把佛經譯成本民族的文字。在這個過程中，使本民族的文字受到錘煉，發展成熟。可以說這些古代民族文字發明後，它能否被接受，有無價值直接在於它的實用性。這些文字首先被大規模使用不是在民間用於文學創作，它最先可以是簡略的，先用於政府詔令、軍事文書，進而用於民間記帳、書信等。這些民族古文字最先受到考驗和挑戰，被大規模運用的，就是翻譯大藏經這種工作。可以說大藏經是我國古代很多少數民族文字的催化劑。大藏經成了這些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的有系統的早期最大部頭的著作。而且由於精神的虔誠，那種使用是非常認真的。很多問題被及時探討、解決。譯經使這些民族文字，按當時的實際需要，一產生就能發揮重要作用，成了非常實用的工具。參考文獻： ※ 編輯: ahamin 來自: 218.94.9.58 (11/13 15:51)